这篇文章给大家聊聊关于算命特别准，以及为什么却在自己走后让人把算命先生杀掉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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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有着这样的疑问，人的命运真的是注定的吗?

有的人饱读诗书，学业有成却一辈子累死累活只能勉强温饱，而同窗什么不会却成为大老板。有的人日日行善却无善终，而有的人作恶多端却天天吃香的喝辣的，逍遥法外。这一切的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冥冥之中自有数?人的命天注定?

下面就来看看这几则故事，看看命运到底是不是天注定。

一、方观承一生奇遇，靠善良渡劫

方观承，桐城人，幼年父亲因《南山集》一案被牵连充军，因此方观承经常年年独自前往塞外省亲。一年南归后，方观承想前往浙江宁波依附某亲戚，结果得知亲戚绝不会体谅自己这样的穷外人，意外的是得到屠夫邻居的青睐。

方观承离开屠夫家，到达杭州，巧遇算命先生。算命先生瞥见方观承就前来作揖说:“贵人到了!”

方观承以为算命先生在做弄自己，结果算命先生收拾了家什，邀请方观承进小庙座谈。作为罪人子女，方观承的仕途之路算是结束了，而算命先生偏偏说他在某年某月会做官，还会升任总督，只是可惜不能善报。

为了让方观承相信自己，算命先生竟然自掏腰包，并嘱咐他:

“他日您当陕甘总督时，有总兵延误军机当斩，拜托您千万留意拯救，这就算报答我了。”

方观承于是北上，走到直隶的时候，行李偏偏被强盗劫去。方观承打算去保定投奔老相识某某，走到白河时又遭遇大雪，方观承被冻倒在古寺外，昏死过去。

僧人打开门看见方观承僵卧雪中，急忙抱进屋灌热汤抢救，方观承才活过来。僧人与方观承很投缘，留他住了几个月才送他走。

后来方观承靠测字糊口，结果被平郡王看上，最后误打误撞被雍正帝临幸。

从此，方观承受到皇帝知遇，不到十年就从监生升到了封疆大吏。

尽管报恩行善之后，方观承的劫数并没有减少，于是算命先生说:“定数难违，除非你做了大善事，拯救了千万人性命，或许可以感动上苍。”

正是算命先生的指点，方观承行善救人，救济流民，靠着善良走过了人生的坎坷，躲过了注定的大劫。

方观承画像

二、听王善人，学做一个善人

明武宗正德初年，安徽商人王善到四十多岁还膝下无子。

一天，一个看祸福很准的看相人一见王善就忧愁的说:“你是不是为没有孩子而烦恼?”

王善一听感觉说道心坎里了，可是不仅如此，那看相人更是说:“不仅没有孩子，而且到了十月，会有大灾难。”

王善这一听就慌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就急忙到苏州收取财物准备回去。

可能王善是真的水逆，这么巧碰上梅雨季节，暴雨猛涨，不能通行，王善只能暂住客栈。这期间王善在河边散步，就遇到一个少妇投河自尽，王善急忙花钱雇了船夫，救下了少妇。

说来也奇葩，少妇投河竟是因为家里卖猪收了假钱，怕丈夫责骂，又因为家里贫困，想一走了之。王善同情这位少妇，就给了他双倍的钱。少妇的丈夫显然是怀疑的，于是晚上少妇又回客栈寻找王善。

王善没有给少妇开门，而是厉声说:“你是个少妇，我是个孤身的外乡人，晚上怎么能随便见面呢?快快回去!如果一定要来，明天早晨与你丈夫一同来。”

听到这里，那丈夫就觉得自己以小人之心夺尽君子之腹，然后说:“我们夫妇都在这呢。”

当王善从房间出来时，只听“轰”的一声，房屋因久雨而倒塌。

是王善救了这少妇，也是这少妇救了王善，之间的牵连我们弄不清楚，但是冥冥之中的联系，是靠自己的造化的。

之后王善再次见到那个看相人的时候，那人惊奇的说:“你满脸阴德相，一定是做了一件有大阴德的事情。不仅免除了灾难，而且获得了不可限量的福报。”

果真，王善后来一连生了十一个儿子，其中两个等第。

王善也一直活到九十八才去世。

三、南怀瑾的故事

南怀瑾讲过他亲身经历的一个算命的事情。当时他和三个朋友一起去算命。算命说，南怀瑾以后会做到司令，他朋友会当上将，另一个最高只能到中将。大家都不信，尤其是说那个当上将的，那时他只是个小兵。

结果过了几十年后，果然他当了上将，南怀瑾当了司令，另一个朋友当了中将。南怀瑾不信算命有那么准，说那个人只能到中将。就想着自己是司令员，要给他提拔到当上将，结果呢提拔的过程，很是坎坷。但后来终于提拔到了上将，但到了那一天，那个朋友在医院生病，就去世了。

南怀瑾就很感慨说，命运，不能用硬的手段。

现在人都浮躁，有的人听天由命，有的人觉得一切事情都在自己智谋中。忙忙碌碌，其实还是都在命运里打滚。费尽心机得来的，还是命里有的。倒白辛苦一场。命里不该有的，费尽心机也守不住。人的一生很长，很多时候，很多人，走着走着就忘记了善良。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命运的存在是真实不虚。古人说，君子要知天命。什么是天命?就是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知道自己福报不大时，就不敢去贪图享受，也不敢去攀比。

命运最忌讳的就是算计，耍小心机。尤其是学会了风水算数的人。要知道，业力不可为。这一点佛弟子一定要很谦虚。首先要有一个观念，不要觉得我们念了几天佛，命运就改变了，这个都是不对的。如果一个人命运会改变时，根据药师法门，他的特征会显现出来。

除了相，还要看个人的气质，比如吃素的人，就比较少浊气，或者清爽的感觉。这个就是气。当然，更高层次要看心。心改变了，其实相也会变得柔和，慈悲。命运的改变是很难的，我们只要做好自己，做个善良的人，做个温润的人，剩下的，就看命运了。

本文看点：主要谈及“乾隆汉人说”这一谣传从乾隆时期到金庸武侠小说的历史流变，即，许多文学作品中关于算命先生说乾隆乃汉人的说法，从历史上讲“有些影子儿”。乾隆母亲是谁有四种观点：钮祜禄氏、钱氏、李氏、陈氏。

算命先生可能说的是：皇帝呀，你是我们汉人的后代，你应该反清复明呀。不能数典忘祖，忘记自己是汉人

对于乾隆杀算命先生这种根本无法查证的谣传，根本没必要按照历史真实去跟它较真儿。回答者能够说出的根据也无非是小说或影视剧，连野史的资格都不够。

钮祜禄氏

首先，清朝的各项制度已经非常完善，皇帝想去微服私访也基本不可能，皇帝虽然权力大，但“祖宗制度”是不敢违抗的。

其次，这种谣传或说民间故事，只是利用迷信、宣传迷信的一种手段。每个朝代的皇帝都会有此“幸运”被作为主人公。只不过乾隆所在的清朝，离现在最近，乾隆的知名度也比较高。特别是七下江南，让南方的百姓能够一睹“天颜”，绝对是最大的大事儿。所以，各种人都会怀着各种心理去编排各种故事。

最后，看了看一些回答者，回答的结果都在说乾隆下江南期间发生的故事，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戏说乾隆》里的桥段。但根据以往的各种传说，无非是“继续消费乾隆的母亲是谁”这个争论。

小说就是小说，不需要历史依据，特别是武侠小说。文艺是文艺，历史是历史，把文艺当历史的人只是小孩子儿而为。

在回答“包拯死后为何展昭就消失了包拯去世后，展昭为何一夜之间消失无踪，他究竟去了哪里呢”“康熙王朝中，苏麻喇姑被活埋前，太监们为何要在她头上倒石灰”“康熙驾崩当夜，雍正就赐死了随侍康熙60年的心腹，这是什么原因”“包拯一生忠义，为何狠心含泪斩杀公孙策”等问题时，我都说过一个观点：

即使是正规的历史剧，也不能当历史。它的有限的历史事实，也会被编剧根据文艺创作的规律去进行：添加删减、转换挪移（例如《走向共和》中把同治皇帝造圆明园被木材商欺骗，挪移到20年后翁同龢身上），甚至为了主要人物而去编造故事去烘托主人公（例如《走向共和国》为了表达甲午战败不是李鸿章的个人责任，而胡编乱造李鸿章为了反贪腐整顿军纪杀死自己亲信黄瑞兰）等。

所以，对于文艺作品，无论打着怎样的历史旗帜、穿着什么样的历史的外衣，都不是正经历史，都不能信。

信的前提是你得经过历史查证才能信。否则，拿着所谓历史剧去当历史四处炫耀，只会让懂行的人笑话。

乾隆作为活着的次子，没有必要去“狸猫换太子”

乾隆生于1711年，但在其前面有弘晖（1694—1704年）、弘昐（1697-1699年）、弘昀（1700-1710年）、弘时（1704—1727年）、弘历（1711-1799年），同年还有弘昼（1711-1770）。乾隆是老四，但前三个都在1711年之前死了。所以，弘历应该是活着的老二、比其小三个月的弘昼是老三。

那么，当时的胤禛又不知道自己会当皇帝，又不知道乾隆几岁后会得到康熙的喜欢，这些都是在此之后的历史，我们知道，当时的胤禛可不知道。所以，他有必要去调换个儿子吗？他也不缺儿子呀。

如果是长子完全有这种可能。

虽然这是文艺创作，是编造。但既然要编，总得编得像模像样。空穴来风，也得有“穴”呀。这个“穴”就是乾隆的母亲是否是汉人。

雍正二年，康熙第12个儿子的笔误，造成乾隆生母之谜：之后派生出满人—汉八旗—汉人，直至出现乾隆是汉人的故事流程。而乾隆是汉人的说法是从晚清开始的，前两种则在雍正、乾隆时期就已经出现

雍正二年二月十四日，雍正册封年羹尧的妹妹年氏为贵妃、格格钮祜禄氏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

但雍正传旨给12弟允祹的时候，出了问题。允祹为了自己方便一方面字迹潦草，一方面钮祜禄氏“简写”为钮氏。礼部接到草稿后制定“册封金册”的时候，官员们认错了，因为这次分封的四人中有三人都是“汉八旗”出身，即年氏、耿氏（弘昼的母亲）、宋氏。

允祹

为此，礼部就认为“字迹潦草的钮氏”是“钱氏”。由此制作了“金册”。等发到钮祜禄氏的时候，才发现问题。

六月份，宗人府上疏奏允祹的错误，请求雍正给予处罚:贝子允祹，将圣祖仁皇帝配享仪注及封妃金册，遗漏、舛错，应将允掏革去固山贝子，降一等，授为镇国公。（雍正）从之。这份记录在《雍正实录》就可以找到。

紧随其后的就是“丑女李氏”一说，这还引申出了“乾隆到底是在雍和宫出生还是在承德避暑山庄出生”的争论，这一争论直接关系到“丑女李氏”是否是乾隆的母亲。

从汉八旗到纯汉人，只不过是我们汉人中某些人的阿Q精神而已：汉八旗我认为已经不是汉人了。

在当时，汉八旗和满人的妃嫔都具有继承权。例如康熙的母亲佟佳氏，就属于汉八旗。汉八旗本身的汉人无论在风俗、信仰、行为方式都已经满化。

其本身都不愿意承认汉人，例如佟国纲在康熙二十七年就称，自己本身就是满人，是明朝人欺骗引诱祖先才进入汉地……

其最终，佟佳氏仍然隶属于汉八旗中的各旗。但是对于“反清复明”的个人、组织可不会管这些，既然你属于“汉八旗”那么，就可以以“汉人”身份挑动反抗精神。雍正的政敌们也会以此作为攻讦目标。

最后一个海宁陈氏，基本不用批驳了。

因为，孟森先生在1937年、郑天挺先生在1944年，已经驳斥了这一观点。金庸先生也早知道这一观点。所以，在《书剑恩仇录》的“后记”中也专门声明：乾隆和陈家洛是亲兄弟“是我的杜撰”。

书剑恩仇录

所以说，作为明清史大家的孟森先生的结论，在史学界基本形成共识，与海宁陈家没关系。

综上乾隆的母亲即使有争论，也是在汉八旗和满人之间争论，但汉八旗在当时已经不再认为是汉人。跟我们没啥关系的。

中国古代巫、医同源。巫术内含有医术，巫术事实上是在探求医术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巫是最早的医生。原始社会的巫就是专为病人驱疾镇邪之士。卜辞中有“巫”字，巫的身份就是医生。

黄帝开创了医学时代。他重视发明创造，聚集了许多名医，如僦贷季善方脉，岐伯尝草药治百病，俞拊精通外科，马师皇长于兽医，此外还有雷公、桐君、鬼臾区都懂得医道。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的医学理论专著《黄帝内经》就是托名于黄帝，以黄帝与岐伯、雷公讨论的方式撰写。

进入阶级社会后，巫的职守仍然主要从事医术，巫道遍及于民间。《左传·成公十年》记载有个叫桑田的巫预言晋景公很快会病死，医缓前往会诊，也认为景公病入膏肓不可治。桑田与医缓的诊断是一致的。

我国在周代已经开始摆脱巫医时代。医术渐渐从巫术中分离出来。《周礼》把巫祝列于《春官·大宗伯》，把医师列于《天官·冢宰》，这条记载，表明了医、巫分流，医术进入了日益科学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巫、医出现对立。扁鹊提出病有六不治，凡信巫不信医的不治。巫、医分开后，从事医术的称为方士。当然，方士还包括其他职业。史书中多有“方士”一词。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余赐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史记·秦始皇纪》：“悉召文学方术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大多数方士是精通医道之人。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仍然称著名医家为方士：“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汉兴有仓公。”

方术文献中最多的是医籍，上古的医术是从巫术中分化出来的，从事医术的多是方士，所以，把医术列入方术是不足为怪的。

《黄帝内经》是我国中医的奠基性的专著，至今还是权威性的典籍，《汉书·艺文志》把它载录到《方技略》。

《汉书·艺文志》中的方技类有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班固说：“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古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

经方有《汤液经法》、《神农黄帝食禁》等，班固说：“经方者，本草古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平平。”

古代的方术家与医家没有绝然分开，扁鹊、华佗、葛宏、孙思邈等人既是著名医家，也是方士。孙思邈撰写了《千金方》三十卷，又撰《福禄论》三卷、《摄生真录》和《枕中书》各一卷。

宋代有不少医学书籍是民间方士撰写。《宋史·方技传》记载刘翰诣阙进献《经用方书》三十卷，周世宗任命他为翰林医官。入宋后，又参与修订医籍。宠安时精研《灵枢》、《太素》、《甲己》诸秘书，作《本草补遗》。

方术文献以五行学说为理论，医籍中的五行原理缺乏严密的科学性。《宋史·方技传》记载名医钱乙“始以《颅方》著名，至京师视长公主女疾，授翰林医学。皇子病，乙进黄土汤而愈。神宗召问黄土所愈疾状，对曰：‘以土胜水，水得其平，则风自止。’”这种“以土治水”的解释，对于现代人看来是很荒唐的。

直到清代，还有不少医家偏好巫卜。《清史稿·艺术传》记载江苏人王维德著《外科全生集》，又著《永宁通书》、《卜筮正宗》。

方术文献中以医学书籍的实用价值最大。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20多种医书。如元人邹铉的《寿亲养老新书》就是一部有利于民众健康的书籍，它载录了食治之方、医药之法、摄养之道，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点校注释本。书目有补养药法、种植、保养、服药、贮药、集方、食治方等。书中讲究食疗，介绍了萝卜，百合等物品的药效，简单易行。这些方法，实际上是劳动人民养生经验的总结，有待于我们认真总结和推广。

从两汉以来，人们对方士就有一种歧视心理，因为在世人眼

里，比起升官发财之类的“正当职业”,他们就免不了有“不务正业”之嫌。汉初宋忠、贾谊即站在官僚士大夫的立场上说方士这一行是“居卑”、“行污”，“尊官厚，世之所高也”，“夫卜者，世俗之所贱简也。”（《史记·日者列传》）但同时人们对方士又有一种好奇的崇敬心理，总是用一种神秘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好像贫富贵贱、祸福吉凶就操纵在他们手里似的。

其实，方士跟普通人一样，也可以类相分，也有贫富贵贱之别的。

“方士阶层”的身分构成是极其复杂的，从“就业”情形来看，有“专职”和“兼职”之分;从格调情趣来说，有“高雅”、“卑俗”之别;从活动性质来讲，有的是致力于命理研究的“学究派”，有的则是卖技敛财的“江湖派”。他们的身分地位和家庭出身也是千差万别的，有的出身高贵之门，有的来自下里巴人。如果把西汉以来的方士进行分类，则可大致分为“学究”、“隐士”、“僧道”、“食客”、“生意人”、“江湖术士”等不同类型。

（一）学究型

“学究”型的方士往往都出身于知识阶层，他们最擅长研究命理，探讨方法，著书立说，算命术的产生、变革和流传，都离不开他们的创作和整理。他们研究命理或为人推命，往往都是“兼职”的，就其身分本质而言，大多属于封建社会的“士”阶层，即封建知识分子。像奠定命学理论基础的王充，是东汉末年的大思想家;促使算命术更加完善的李虚中，则是唐代进士出身;明代的万民英，近代的袁树珊，无不才思敏捷，文采横溢。事实上没有封建“士”人的参与和创作，也就不可能有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术数。这是因为，一方面，术数本身一开始就与阴阳五行、八卦易数、儒学道统、佛家意识等融汇贯通，因此中国方术自始至终都带有极强的理性特点;另一方面，术数的内部机制也越来越趋向严谨而不失辩证，复杂而又有条理，这就必须要有深厚的天文历象知识和清晰的逻辑思辨能力;再一方面，若要为人推测吉凶祸福和寿夭贵贱，还需要懂得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人情世故。术数自身的博大深奥，就决定了发明创造和具体推算的“术士”们必须具有高深的哲学理论、严谨的思辨素养、丰富的社会阅历、极大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巧舌如簧的口头及文字表达能力。于是具备这些客观要求的封建“士”阶层便自觉与不自觉地参与或担当了算命术数的发明、改造及其不断的整合了，以至术数中无处不流露出他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来。

（二）隐士型

“隐士”型方士则又是一番特点，他们大都是些“异人”、“高人”，既具丰富而又极有理性的思想，却又往往避开人世，尤其远弃凶险黑暗的官场。好像传统的社会结构本身就有制造“隐士”的功能似的，几乎历朝都有他们存在。没有思想便不称其为“隐士”，“隐士”往往都是满腹经纶而没有人生际遇，积极进取而看破仕途险恶的人。因此他们大多具有性格孤傲，清白自尊，与人寡合，重义轻财的特点，他们精通术数，但绝无商贾见钱眼开的铜臭心理;他们为人看命，绝不耍那套附会迎合的骗人把戏。汉代的司马季主虽然于市中设肆卖卜，但正如贾谊所说：“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贾谊说尊官厚禄才是贤人所居，而司马季主则慷慨陈辞：“今公所谓贤者，皆可为羞矣。卑疵而前，纤趋而言;相引以势，相导以利;比周宾正，以求尊誉，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猎农民;以官为威，以法为机，求利逆暴，譬无异于开操白刃劫人者也。”其对官僚的奸诈趋利，自私害人的“高贤”嘴脸，可谓鞭挞得痛快淋漓。

（三）僧道型

“僧道”类的方士，其身分则是和尚、道士，他们当中有的深谙术数，精通命理，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不过是“半瓶”水平，其主要目的只是为施主起课、抽签，略表菩萨心肠而已。精通命学的“僧道”大师，唐代有僧一行，著名的《大衍历》说是他发明的，上自天文地理，下至人事俗情，可以说没有他不晓得的。宋代则有僧赞宁、僧化成、僧道洪等。北宋中期的许多重要人物，僧化成都为他们看过三命。如《东轩笔录》记载，熙宁八年吕惠卿为参知政事时，权倾天下，但僧化成则算定“其黜免可立而待也”。蔡元长兄弟二人赴省试时，也曾上门求化成推命，“时问命者盈门，弥日方得前”。《退斋笔录》也说，元丰中王安石乞罢机政，神宗拖了两个月尚未批准，于是他又去找化成。化成说：“三十年前与相公看命，今仕致宰相，更复何问？”

直到现在，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到寺院去乞求法师道长算命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如蒋介石北伐南昌战役时，即曾在牛行车站附近的一小庙求过签，而他后来回老家雪窦寺求朗清大师看八字，更为他决定重新出山起到了重要的心理作用。至于平民百姓到寺庙道观之中求签烧香，起课算命，那就更是司空见惯了。在这些善男信女的心目中，“僧道”大师是远离尘世的，既没有士大夫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也没有商贾之辈唯利是图的铜臭，由他们批命是最客观最实际的，恐怕这也正是算命术士自产生之日起就日益与佛、道僧侣融会同流的主要心理因素吧！

（四）食客型

“食客”型的方士，也是中国的一大特色。“食客”之风起于春秋战国之际，“客”者依附于主人，主人则负责“养客”，养客多者达三千余人。“食客”型的算命术士同样也是依附于某个主人，通常都是投靠到王公贵族之家，或是周游于士大夫官僚之间，为他们预卜前程，趋吉避凶，或者充当“谋士”、“军师”。自隋唐以来，很多官僚士大夫家中常常有这样的术士，他们不仅是其家中贵客，还可代主人“陪客”，主人家宴聚会亲友时也往往“预坐”其中。如《独异志》记唐代贞元中李师古家中即有这么一位术士，一次李师古设宴招待皇甫弼、贾直言十位从事，让他也就座，并请他给每一位来客看命。他看后说：“十日之内，俱有重祸。”果然几位在一次宴饮中，亭子摧塌，一人当场死，其余伤。又据《续湘山野录》，宋代苏易简家中也有这种“食客”，他不仅为主人推算，还为来往客人起课。明代此风就更盛了，皇帝身边也每每有术士跟随，制订政策，行军打仗，任用大臣，凡事都要向他们询问，相命术士成了封建统治者的特殊谋臣。皇帝如此，大臣也跟着效法，明英宗时重臣石亨的身边就始终跟随了一位叫仝寅的算命术士。此类事例《明史·方伎传》中都有记载，笔记小说等野史当中自不必说了。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在某些人家中看到这种“食客”术士，所不同的是，现在的相命活动往往跟“预测学”、“气功”等联系在一起了。

（五）生意型

“生意”型方士，主要是指那些挂牌经营、开肆设铺的“日者”、“卜士”。西汉的司马季主就是在市场中开了门面挂牌卖卜的，此后各城市之中到处都有“卜肆”可见。他们或者书其门曰：“吴中名术，金鼓传家”（《苏州府志》），或者门上贴着“妙算先天易数，每命封金三钱”（《金瓶梅》）。宋代开封府相国寺前就有这种“卜肆”，当时还称之为“相监”，而岳柯《史》记中都有一位算命先生还标其门曰“看命司”的。有的“卜肆”是一种店铺、栏棚式的门面，有的则是比较固定的摊位、铺席。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卖技做生意，靠给人占卜算命挣钱生活。此类相命术士基本上仍能按命理术数的格式和要求为人看命，有的人看得较准，因而名气也很大，以至求其测算者接踵而至。然而设肆卖卜毕竟是为了营利，有些话如果按命理术数的本意说出来，那是势必遭耳光并把客人吓跑的。因此算命术一旦被作为营利的手段，就必然会出现曲迎附会从而偏离了命理本意的倾向，甚至为其走向“江湖”推出了第一步。

（六）江湖型

“江湖”派的方士则就完全不同了。他们的特点是到处游荡，正如《七修类稿》所说：“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挟中朝而奔走阃台郡县以糊口。”他们为人相命仅仅是为了赚钱，命学理论和算命方法不过是在形式上为他们所用而已，较好的“江湖术士”至多也只是使用一下算命术中的“诀”，如袁树珊在《命理探原》跋文所说：“星命之学……积学之士不得其诀，遂厌其文：游食者流不讲其文，专秘其诀。”但更多的“江湖术士”则完全是在相命术的幌子下巧言骗财，正如早在西汉时期贾谊所说：“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虚高人禄命以说（悦）人志，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言鬼神以尽人财，厚求拜谢以私于己。”（《史记·日者列传》）因此他们为人算命虽然也口中念念有词，但那只不过是用算命术专有名词来吓唬人罢了，其方法的实质已经与算命术大相径庭了。如“江湖术士”常用的“父在母先亡”一句，至少可以有四种解释，一是母亲健在父亲已死，二是父亲健在母亲先死，三是父母都健在有可能父亲先死或母亲先死，四是父母都已过世而父亲或母亲先死了。像这样模棱两可，故弄玄虚，可让人任意揣摸想象的推命用词，正是“江湖术士”巧口曲迎的绝技。

方士的身份类型虽然不同，但是他们为推断吉凶预卜未来这一点却是一致的，因此命理学家经过长期的经验总结之后，凡从事方术，要求从学问、道德、方法等各个方面有整体素质，袁树珊《命理探原》即有所谓“星家十要”，对我们了解术士们的心理面貌很有参考价值。现将“星家十要”依次简介如下：

（一）学问

要想成为方士的人，首先必须得学术精湛，“学术不精则信者寡，信者寡则非分之营求愈炽，而安命者愈希。”怎样才能学问精湛呢？关键是要多读书，深究其理，“不仅宜多读星命书，凡经、史、子、集有关于星命学者，亦宜选读。”只有广涉博览，才能既增学问，又益身心，“用之行道，则吉凶了然，批谈不俗;用之律己，则行藏合理，人格自高。”所以袁树珊特别重视学问，他说：“有心斯道者首当知此。”

（二）常变

方士不能刻板教条地死守命理，而应灵活辩证地看问题。禄命之说不一定都验，一般能应验十之七八，而不验的原因，或是因为山川风土小异，或是由于门第世德悬殊，还有一行之善恶，一时之殃祥等，都可能改变造化和影响命运，因此星命术士若想事功圆满，万无一差，就必须注意这些“常变”因素，“参以人情物理，询其山川风土，门第世德，以及生时之风雨晦明，而尤须鉴别其心术之善恶，处世之殃祥，然后定其富贵贫贱，寿夭穷通，乃可合法。”

（三）言语

方士应该善于用语言表达，或者具备雄辩之才，但不可信口开河，夸夸其谈，应该忠实。雅驯、从容，切忌阿谀、卑陋、躁急，要抓住重点而又不漏细微，既表达明白而又不失繁琐。

（四）敦品

即心术要正，品行要贤，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人的敦品关键是看他的视听言动，衣服陈设则是次要的，如能做到这些，必然信用远孚，声名振大。

（五）廉洁

方士要以廉洁自励，以贪污为戒。所谓廉洁，并不是不要钱财，尽到了自己的所长，忠言相告，劝善避凶，自己就应该获得报酬，这叫做“顺取”，凡是应该得到的顺取，无论数额大小，都是廉洁的;反之，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或者是伪言欺人，如此得到报酬就属于“逆取”，凡是逆取，无论多少，都属于贪污。所以命士应该“见利思义”、“临财毋苟得”。

（六）勤勉

方士要因事利导，不计个人恩怨，以国家民众利益为重。为政客推命，要劝勉他们忠君爱民，显祖流芳;为司法官测算，当勉以虚心听讼，切勿意气用事;为武职人员论命，应劝其身先士卒，捍卫国家;为有孩子的父亲推算，可劝其教养兼施。此外，还要劝富贵者学宽，劝聪明者学厚，劝农者力田，劝工者精艺，劝商者诚信。这些都是星家应尽的天职，不可不知。

（七）警励

要鼓励世人懂得生活。即生活为万事之根本，人无生活则不能仰事父母，抚养妻子，甚至连生命也不保。所以遇到穷困潦倒失业之人，一定要鼓励他们弃大就小，自营生活，让他们知道先哲格言：“求人不如求己”，“能屈始可能伸”。

（八）治生

方士要先明白管子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以及孟子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的道理，劝人得意时不可挥霍，要多置恒产，劝纨绔子弟保守旧业，以免破败。这些都是方士必要的议论。

（九）济贫

方士要懂得言论关系的重要，为贫困难堪之人看命，虽然其一生真无好运，也不可直言说明，这样说断绝了他的希望。应该婉言劝他：“大富由命，小康由勤，君能勤勉职业，节省消费，他日又得某运以补助之，不难发达。”这样做并不是虚伪阿谀，只有这样才能保全其性命。对这种人也不可索要钱财谢金，星家不能直接出金钱，出点智识济贫也是应该的。

（十）节义

方士为人推断家庭、婚嫁之事，应劝人“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以及先哲所戒“富不易妻”等等，务使琴瑟调和，成人之美。对于纳妾生子、孀妇改嫁，也要根据其生活情况和子息情况具体论断。总之维持风化，也是星家应尽的天职。

以上十点，都是对方士素质提出的具体要求，可以说它包含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方士的各个方面。其用心之忠厚，用意之善良，普通凡人亦会为之感动。然而这毕竟只是对术士所寄予的期望而已，真正能够做到这些的恐怕并不容易，惟其有了自勉的座右铭这一点，故当充分肯定。至于其中的某些观点，如要求政客“忠君”，劝导有子的寡妇“茹苦含辛，抚孤守节”之类，其封建意识之浓似已不必置词。

算命术士虽然有“星家十要”的标准约束，但因他们身份地位各不相同，从而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生活遭遇。有些“隐士”型的方士大师，在他们生活的道路上并不缺乏飞黄腾达的人生际遇，然而他们却对权力和金钱看得很淡，始终过着一种超然物外的逍遥生活。如前面介绍过的元朝方士俞竹心，就是这样一位耿介洒脱的命学先生。他“酒嗜落魄，与人寡合，顺其意者即与推算，醉笔如飞，略不构思，顷刻千余言，道已往之事极验，时皆以为异人”。又据《金华府志》记载，元末明初也有这样一位方士，名叫刘日新，朱元璋未当皇帝时曾经召他来推命，他算出朱元璋的命当“极富极贵”，身边几位将校也是公、侯之命。朱元璋大喜，后来登基当了皇帝，特召刘日新来，问他是否想当官，他说不想，又问他要多少钱财，他也说不要。朱元璋见他富、贵全不要，便问他要什么，刘日新说，我只想得到一个可以遍游天下的信符。朱元璋即以手中的扇子为凭据，题诗一首曰：“江南一老叟，腹内罗星斗;许朕作君王，果应神仙口。赐官官不要，赐金金不受;持此一把扇，横行天下走。”署了名，识上御宝，刘日新持此遍游天下，心满意足了。

有“退隐”的方士，也有“进取”的星家。据《邵氏闻见录》记载，北宋时有一位方士叫种放，隐居终南山豹林谷，他去见术士大师陈抟时说：“某以道义来，官禄非所问也。”似乎并不在意入仕升官。然而由于他星命之学颇有名气，真宗召见他，他还是去了，而且当上了谏议大夫、工部侍郎等官职。像这种扭扭捏捏的“隐逸”术士，多少还掩盖一下内心深处追求入仕“进取”心理，而那些游说于皇帝和士大夫之间的“食客”、“谋士”类型的命学术士们，则就明显“凡心未净”，意欲巧取了。就好像有些士人嘴里哼着“式微式微，胡不归”的小调，摆出一副弃官归隐，不屑仕途的架势，眼睛却始终盯着乌纱帽，终日盘算着如何走“终南捷径”一样。所不同的是，士人突出在以“文”求进取，方士则以“术”谋发达，可谓目标一致，殊途同归。“文”显了，自然有人赏识提擢，“术”精了，也同样有人抬举推崇。相比之下，方士还有其便利之处，因为以术士身份周游于权贵之间，显然比其他身份更容易一些，更何况命学之士还可以仰仗主顾的发迹而发迹，即他们一旦瞄准一些有暴发可能的“潜龙卧虎”之人，就可以故弄玄虚地断言他们“贵不可言”，“珍重珍重”，或者约下“他日富贵，切勿相忘”的许诺，以便真的有朝一日去“攀龙附凤”、“沾光沾福”。

翻开史书，通过相命途径走上仕宦道路的委实不可胜数。上面所说的术士韦叟，宋武帝刘裕经他相命后即许下“若中，当为司马”的诺言，刘裕当上皇帝后，韦叟果真找上门来说：“成王不负桐叶之信，公亦应不忘司马之言，今不敢希镇军司马，愿得领军佐足矣。”所谓“君无戏言”，宋武帝哪里好赖账，只好如约封了他的官。北齐时的魏宁，也是“以善推禄命征为馆客”的。此类例证，不一而足。

“生意”型的方士，跻进仕途的机会就没有那么多了，但是他们一生中却追求着一个“富”字，而且有一部分方士也真的“富比封君”了。例如王安石《汴说》记载：“予尝汴之术士，善挟奇而以动人者，大抵宫庐服舆食饮之华，封君不如民。”又如当时有位术士名叫费孝先，《毗陵集》说他“名闻天下，王公大人不远千里，皆以金钱求其封影，孝先因以致富”。开封府相国寺，起课算命最是集中之处，有位方士公开张榜，“一封万钱”（《耆旧续闻》卷七）。还有一四川方士也在这里课命，“一命必得千，隔夕留金，翼朝议命。”（《贵耳集》卷中）历朝历代，靠起课算命发家，以至巨富的，都不乏其人。

一般的方士在服饰衣着方面也都别具一番讲究，好像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们是干“术数”这一行的。史称他们大都“皆具衣冠”，服饰素雅，陈设精致，接人待物，文质彬彬，不亢不卑。尤其是小说中往往都有术士形象的描述。如《金瓶梅》第二十九回描写术士吴神仙时说：“那吴神仙头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屐，腰系黄丝双穗绦，手执龟壳扇子，自外飘然进来。”虽然“星家十要”强调“当以视听言动为本，衣服陈设为末”，但是毕竟干一行就得像一行，特别是算命起课，术士的气质、形象可能会对主顾直接产生心理影响，所以一般的星命术士对自己的“行头”也就不得不讲究一番了。

还有一些方士或是因为际遇不佳，或是由于术数不精，终生穷困潦倒，甚至因言语不慎而未得善终。如宋朝有位命士，一次来了两位先生求其推八字，他说一位先生可官到极品，另一位先生命当触刑弃市。后者一听大怒，一刀就把命士给杀了，而他自己确也因此被判死刑，所以人们常说命士精于他人而暗于自己。北宋还有一位最终贫困的命士。据《东斋记事》卷三记载，这位命士在开封府相国寺前设“卜肆”起课，有一天，四位青年举子先后求他算命，他算后惊叫：“一日之内，而有四人宰相！”这四人后来真的都成了宰相，可当时他们却认为这位命士，是阿谀奉承，“相顾大笑而退”，命士遭到奚落，从此“声望日消”，不再有人向他问命。等到四位宰相想起这位命士，甚至想为他立传的时候，为时已晚，命士早已“穷饿以死

同是方士，有的富比君王，有的穷困饿死，但是术士自身的命运，亦足以令人叹息了参考资料：方士的历史http://cndz365.cn/nzt/his/fangshidelishi/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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