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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刘洲伟

刘洲伟，男，1994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同时进入南方日报社。曾任《南方周末》北京记者站副站长，新闻部副主任，经济部主任，创办《新经济》版块。现任《21世纪经济报道》总编。2013年7月8日，微博宣布辞去21世纪传媒执行总裁及其他相关职务，并在新媒体方向再次创业。

中文名：刘洲伟

国籍：中国

职业：记者，作家

毕业院校：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代表作品：《你拿什么吸引我-创业者必知的风投规划》

人物简介

姓名：刘洲伟

性别：男

毕业院校：中国人民大学

现供职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

职务：主编

人物经历

199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双学士学位，同时进入南方周末，曾任《南方周末》新闻部副主任、北京记者站副站长；1999年任南方周末经济部主任，创办《新经济》版块；2000年10月与同仁一道创办《21世纪经济报道》，任常务副主编；2003年1月出任《21世纪经济报道》主编。社会任职：中国环境记者协会常务理事作为《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主编，他前前后后在报界辛勤耕耘了8年；创办了《21世纪经济报道》，并获得巨大成功。他深谋远虑，高瞻远瞩，时时刻刻都在探索报业新时代下的发展之路。

行业历程

他大学里学的是气象学，后来又拿了新闻学的学位。他对新闻有一种热爱，父亲原来是个军人，后来转入了公检法工作。在他眼里，记者是一个很有权力的职业，在社会上非常有影响力，能够为老百姓鼓与呼。读大学时，很流行报告文学，他也非常喜欢看。很多报告文学是记者写的，这对他后来选择新闻有着密切联系。

毕业后，他南下广州来到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周报——《南方周末》。刚开始跑社会新闻，后来发现经济新闻比社会新闻更有深度，更符合他的性格。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南方周末》只有他一个经济新闻记者，从跑政策解读、学者观点开始，做过许多行业的报道。他写下了大量在业界有影响、有分量的文章，出版了一本叫《非常原始积累》的专集。从助理编辑到记者、驻北京记者，再到北京记者站副站长、新闻部副主任，他在《南方周末》的职务不断变化，最后是经济部主任。随着社会转型和阶层变化，以及中国入世带来的巨大影响，市场对财经类媒体的需求越来越大。这种需求在一定的时期会有一种征兆，即一个购买力极强的消费群体正在形成。从社会形成上分析，中产阶层的财富正在迅速积累起来，这股力量需要更为细化的市场。而当时国内除《中国经营报》外，没有其他很强势的专业财经媒体。由此，他觉得，财经报纸大有可为。于是，2000年开始筹办《21世纪经济报道》。短短两三年，该报的发行量增至20多万份，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专业财经媒体之一。

行业理念

他的新闻报道理念是——挖新闻就要挖到底。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21世纪经济报道》时常以连续性、追踪式的报道在业界引起关注。

他崇尚新闻至上，允许记者在采编上花很大的成本。他认为一个优秀的财经记者首先要头脑清晰，专业性和逻辑能力比较强;其次在采访前要掌握一些基本的工具，做到有备而来，准备充分;第三要勤奋；最后，性格上要善于与人沟通。他认为，财经纸媒必须采取现在能想到的模式去增强自己的竞争力，才能获得一个大的发展。如果只是固守纸媒模式，就非常的危险，而且看不到未来。他重视报纸的文化风格，要求员工们追求卓越、信仰新闻，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去观察、推动社会进步，从而塑造报纸的高品质精神气质。

他提倡《21世纪经济报道》的“矩阵式管理”。这种矩阵式结构的好处是在新闻采集上更加迅速，对区域新闻源了解更加深入，同时又保持了中心的控制力度。他不断强调着经济内容的新闻化，在这种指导思想下《21世纪经济报道》逐步形成了鲜明的办刊思路。即：有效信息结合商业逻辑的模式。高瞻远瞩的刘洲伟说，对于《21世纪经济报道》来说，今后发展的关键不是与同行之间的竞争，而是如何应对网络媒体和各种新兴媒体形式对传统媒体的挑战。

行业贡献

《南方周末》在1999年的全盛期发行量高达130万份。《21世纪经济报道》诞生之日起，就严格遵从国际化商业报纸的游戏规则，实行采编和经营完全分离的管理模式。《21世纪经济报道》定位为资讯国际化运作的参与者，并与国际接轨。

《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发行量超过40万份，全年的广告收入是2.17亿元。这个数字在中国财经纸媒中最高。

《21世纪经济报道》正在投入巨资筹建未来中国最有影响的大财经网站，走多种媒体形式共同发展之路。

未来《21世纪经济报道》将成为一个立体的媒体，即记者采访的新闻在第一时间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到达受众，随后在网站上发布事件的实时进展情况，然后是报纸上的全面报道，最后是在杂志上的深度报道和分析。

人物观点

精英的眼光看社会

刘洲伟在设计《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年新闻报道框架与基本风格的时候，也许潜意识里是将原先“新经济”时期的做法推向极致，报道的标题和文章都体现出一股冲劲和一种锐气，结果使报纸拥有了非常锐利的个性。

这种锐利的风格多少也跟他的个性有关。甚至有同事说，刘洲伟的个性对报纸的个性影响深刻。操作2003年年终特刊时，同事们提出其他选题都被否定，刘洲伟坚持要做自己敲定的《中国世纪》。当其他多数媒体都在考虑盘点的时候，他却“更感兴趣的是对未来图景的描绘和感知。预测未来是非常危险的东西，就像算命先生，但是我们希望对未来的图景提供一种参考。”

“所谓‘中国世纪’是一种提问，历史学家汤恩比预言，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同时另一位美国政治学家提出，世界上不存在普适性的文明，越古老的地方可能越会诞生出与美国不同的文明，比如伊斯兰，比如中国。中国领导人前不久访美提出一些东西，叫和平崛起，可能是和平的姿态，不同于美国的姿态，杂糅了中国的传统和现代，我们非常感兴趣。”

作为这份专版的主题策划人，刘洲伟把视角放在了历史长河中，把国外国内的各种思潮凝聚在一起，聚焦“中国和平崛起”，使得整张报纸富有理想气质和使命感。

“成熟不失锐利，进取但不急躁，精英但不傲慢”。刘洲伟重视报纸的文化风格。他要求员工们追求卓越、信仰新闻，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去观察、推动社会进步，从而塑造报纸的高品质精神气质：“既要做一份成熟的财经报纸，又不能被环境磨灭掉身上的锐气;既要积极进取，又要在浮躁的环境中沉下心来。做《21世纪经济报道》是以精英的眼光来看待这个社会，但又不能使自己浮在水面上。”

他曾在不同场合提到《21世纪经济报道》的“矩阵式管理”。“‘矩阵式管理’是不得已而为之。中国新闻源那么多，北京、上海和深圳都要重兵布防。报纸先从板块来管理，我们的综合类板块在北京、上海、成都、重庆、香港都会有一个小组，根据区域的特点，小组人数或多或少。板块的负责人在业务上直接管理各个新闻中心小组，同时每个新闻中心在区域上又都有一个小的管理团队实施管理。比如北京新闻中心有一位编委和两个新闻中心主任组成一个团队进行管理。”

这种矩阵式结构的好处是在新闻采集上更加迅速，对区域新闻源了解更加深入，同时又保持了中心的控制力度。刘洲伟坦言，这种管理模式不算完美，操作中也有问题。从一周一期改成一周两期后，原先的系统显得无法应付。“记者离总部比较远，归属感不强，遇到事情沟通起来比较困难。所以，我们目前在研究组织架构是否要调整，因为外部市场、各种条件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

《21世纪经济报道》改为周二刊后，对采编的要求大大提高。刘洲伟说：“主要从对新闻敏感性的反应，到开发，到新闻中心的采访力量以及编辑中心力量的协调，我们觉得这里面最大的困难就在于协调上，出现所谓的‘信息不对称’。也就是说，在总部的编辑很难预先知道其他商业社会区域发生了什么事。这样对新闻价值的判断和敏感性就会受到制约，可能会产生新闻中心记者的判断和编辑中心编辑的判断产生差异。”

中国创造奖致辞

众所周知，中国凭借巨大的制造业规模，使中华民族重新变得自信，在100多年的饥饿之后，这个国家终于进入了伟大复兴的通道。中国制造在立下汗马功劳的同时，也因为绝大部分行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附加值较小，对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而受到国人的购并。与此同时，在享受廉价中国货的同时，发明了自由贸易理论的西方人开始烧中国鞋、提高他们的关税，惯于人民币汇率。中国制造在某种程度上遭遇了内外跤困，有识之士开出了药方，他就是自主创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这一意见迅速上升为国家意志，并伴随着神五、神六飞船的上天变成了人民的共识。在统一了思想以后，方法论就变得更为重要，如何进行路径的把握，是联盟、收购，还是自主研发，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于是，有了今天的中国创造年度论坛，同时21世纪报系联合多家权威机构发起设立了中国创造奖，在确定了缜密的评估体系之后，我们聘请了专家学者组成阵容强大的评审委员会，并通过严格的程序和精确的考量，产生了今晚即将揭晓的奖项。在这里我向获奖者表示致敬。

作为四大发明拥有者的后人，我们并不缺乏发明创造的生物学基因，更加重要的是国家保证创造的动力，21世纪报系愿意努力推动中国制造实现所需要的制度变迁。谢谢大家！

著作

《你拿什么吸引我-创业者必知的风投规划》

作者:刘洲伟

出版社:北京大学

出版日期:11/1/2007

《下一个首富是谁(追问互联网潜规则)》

作者:刘洲伟

出版社:南方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1

《下一个首富是谁:追问互联网潜规则》

作者：刘洲伟

出版社:南方日报

出版日期:2006-9

《高谈--顶尖企业家思想盛宴》

作者:丘克军、沈颢、刘洲伟

出版社：南方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算命这件事情，算得上是封建迷信，不建议全信，但也不建议不信，不管算命先生给你算出什么，你按照好的方向走就可以了。虽然有老话说的好，人的命天注定，但很多事情都是事在人为，你只要按照你的想法去做就可以了，不是还有一句话叫人定胜天吗？

算命的说你婚姻不好，那你现在的婚姻好吗？也许很好吧，至于未来会是怎么样，你也不知道，也许你听了算命先生的话，心里有了不好的念想，在你未来的生活中这个念想会一直伴随着你，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念想，你和你的另一半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所以，未来的事情谁都无法预知，且听且罢。

戴笠原名戴春风，是在报考黄埔军校第一次落榜了后改名再考的，黄埔六期学员，戴笠与母亲

[1]据说改名也很有讲究，算命先生算他是双凤朝阳，但五行缺水，名字中带水方大利，同时也是为了纪念一同参加考试的好友徐亮，王孔安（后来也是军统的重要角色），戴笠名字取自“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乘马，他日相逢君当下”，言交不以贵贱而渝也，纪念贫贱好友，字雨农也是当时改的，都是名字中五行补足水，不过从那之后戴笠也是逐步飞黄腾达了，这是后话，最终也没逃脱在暴雨中暴毙的厄运。戴笠的化名有江汉清、汪涛、沈沛霖、洪淼等。沈醉是上海站的站长，戴笠的总务处处长，他指出其上司对蒋介石走狗般的效忠，说他乐意当蒋的“爪牙”戴笠自己的“犬马之劳”的说法似乎也透露出他愿意从主子那儿接受这种非人的待遇。戴笠自己为能够“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而感到骄傲。而在他的对手们看来，这种自负是戴笠狂热地效忠于蒋介石“有公无我，有我无公”信念的表示。就像所有专制政治的奴仆一样，戴笠是一个强和弱的矛盾结合。他作为蒋介石内部圈子里的人，大权在握。然而他对蒋的谦卑、对领袖的服从，最终又证明了他个性上的软弱。戴笠是最受总司令信任的下级和警卫，只听从总司令的命令。他替总司令作内部调查工作，并负责总司令的警卫。戴及其无处不在的特务组织，被认作是中外之间非正式“业务”成交的媒介，而且其效率很高。（共产党在重庆的联络人周恩来曾说，戴笠通过他的秘密组织控制着军事通讯、财务及外交事务。）……他的秘密警察组织在当时被用来抗衡“CC”派系控制下的党部警察，具体体现了总司令控制国民党最基本的政策原则之一，即在各势力之间通过制约达到平衡。他是后来国民党专制倾向的具体象征。作为蒋介石独裁的具体象征，戴笠也代表了国民党政府里最强大的组织之——军事调查统计局。蒋介石和戴笠

1943年美国武官这么形容军统（MSB）：这个组织并未列在中国政府机构的名单上，然而它却是中国最强大最重要的组织之一。它是中国军队内高层次的领导机构。它的领导戴笠先生（将军）也许比其他军事委员会成员具有更大的权威。实际上这个局是中国的特务机构，并且据可靠情报，它拥有20,000以上的男女成员。它的主要作用之一是打击共产党活动。不过所有的间谍和情报工作都是在它的领导下进行的。它的许多活动与军事行动委员会情报科有重复，而该科的副科长与这个局有直接的联系。该局还控制着上海和国统区以外其他地方的中国特务。戴笠是蒋介石原黄埔军校的军官之一，他通常被称为“将军”，但是据说他并没有正式的军衔。消息灵通人士说，在今天的中国，除总司令以外，他比任何人都要有权力。他被认为是唯一一个能与蒋介石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见面的人物。戴笠（中）和美国战略局长邓诺文

所以，很难将戴笠作为中国最强大的秘密警察之一的头子所具有的个人影响与他和蒋介石之间的密切关系分开。在众人的想象中，他至少代表了独裁的阴暗面；如沈醉所说，他是总司令的一把利剑，而在百姓的眼中则是蒋的刽子手。事实上，戴笠可能享有的独立性来自于他本人所具有的威慑力，但是反过来说，这种威慑力几乎全来自于他与蒋的接近——加上他那些众所周知、无所不在的耳目与爪牙。像所有的警察头目一样，戴笠的威慑力来自于人们相信他的人无所不在。在中国和外国均有人认为：“众所周知，军统是中国的秘密警察，而且比起世界上任何间谍网来，它在特工人员的数量上要更加庞大，在地理覆盖面积上要更加辽阔。” 1946年，美国军事情报机构估计戴笠有18万便衣特工——其中4万人全天候地为他工作。这些着特别制服和军队制服的特工人员包括：7万武装游击队，2万别动军，以及美国海军认为具有15291名士兵的“忠义救国军”和在中国沿海为数4万人的有组织的海盗。这些加起来总数有32?5万的实际或潜在的人员在为这个秘密警察的头子效力。尽管他最终喜欢施刑，残酷本身却并不是他那威慑力的关键所在。他虽然杀了很多人，但并非病理性的虐待狂。他自己也并不喜欢这么做。他对杀手们下令行刺时，通常总是略与计划保持距离。他无疑为自己能在远距离外置他人于死地的权力有种变态的快感，但这正是一位神秘的复仇女神不可遏止的满足所在：死神既遥远又近在咫尺。于是，戴笠保持孤僻和神秘的能力使他变得无法预测，于是在人们的眼里变得更加奸诈危险。几乎没人知道戴笠准确的近况。他在中国到处有住宅和藏身之地，而他的路线和去处总是隐瞒着的。一个跟他一起旅行的美国人曾经告诉我“他从来不让任何人知道他从这一刻到那一刻将去哪儿，而且他在去任何一个地方之前，总是播散谣言。说他要去X地，然后他总是去了Y地”。在城市里他的人总给人打电话说他上路了，他们知道这电话会被窃听的；与此同时，戴笠去了另一个什么地方。正因为有窃听，所以他禁止他的办公室在电话上为他安排约见。美国人发现，他们约见他的要求必须封在信封里，而且答复也是以同样的方式递交的。他甚至能在别人的面前隐藏自己。记者爱泼斯坦回忆起在他去延安采访共产党之前国民党为他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由被美国人认为最受蒋信任的何应钦将军主持，国民党的日本情报专家王本胜也出席了，还有董显光。只是在会议结束时爱泼斯坦才记得还有第四个人在场，他在屋子的后面几乎没被注意到。那人黑黑的皮肤，胡子拉茬，虽然不见得阴险，但在爱泼斯坦看来有副癞蛤蟆样，他自然就是戴笠。深色的皮肤也是他给别人包括他后来的副手“玛丽”梅乐斯留下的强烈印象。从外表上看戴笠在许多美国人眼里与其说是中国人不如说是拉丁美洲人。他矮个子，壮实，深色的皮肤。有人说“他有点像巴第斯达”。他在战时穿得很普通：通常是黑马靴，普通的蓝制服，过时的欧式帽子。他外表中最突出的是他的双手。“它们奇怪但可爱”，一个美国人曾经这么对我说。“它们不比我的三个手指更大。你见他坐在书桌前，穿著丝织的中国长袍，脸上挂着狡诈的微笑，突然出现了中国瓷娃娃般的手。假如你在这之前就以为他是一个残酷的人，他此刻就显得更加阴险。”别人既能感到他的外表古怪畸形，又能感到戴笠为这个特点而骄傲。他衣着的暗淡单调更增强了这一点，同时使他更能有意地隐名埋姓。正因如此，尽管他经常大宴宾客——尤其在重庆，他在公馆的马殿或虎殿里的宴会在美国人中以其精致的餐具、绝妙的咖啡和拿破仑白兰地而闻名——但他的生活其实相当简单。比如在南京时，他以对自己的生活条件不在乎而出名。他在鸡鹅巷53号的房子里用的是草织垫子而非地毯，他在上海法租界枫林桥附近租的一座两层楼房子也非常普通，跟当时他的那辆小斯特德贝克车一样不起眼。于是，虽然有人认为他发了大财，尤其发了战争横财，然而另外一些人认为他除了在与他人，包括手下人做交易以外，他从根本上对钱不感兴趣。一般人认为戴笠财产数额巨大，然而还是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他宣称为蒋介石政府无偿工作，这使他的个人收入变得非常神秘。有人说他的收入来自与敌人的秘密交易。美国空军飞行员曾说是来自鸦片，说他们曾从西面的成都起飞把水银运往北方各省来换取鸦片，然后交给戴笠。但正如其他人指出，蒋介石对任何与鸦片有关的人和物都毫不留情，而戴笠对蒋和他的各项原则的忠实向来是无可指责的。据梅甘主教记载，戴笠作为反走私机构的头子（当时挂名在财政部下），他所处的地位使他极容易了解（并获利于）非法交易和走私活动。然而，对当时中国的情况信息十分灵通的梅甘认为，戴笠自己并没有卷入任何这类活动。戴笠对机密和匿名的执迷使他的权力带有另一个特点，那就是所谓的刀枪不入。《柯莱尔斯》杂志的那篇使他在美国传奇化了的文章一再提到戴巧妙地逃脱逮捕、定时炸弹及日本人的捉拿：“戴笠无懈可击的说法很快就成为他个人传奇的一部分。”另一个美国作家曾描述戴笠怎样“以其惯用的销声匿迹的方式”逃脱了敌人159个便衣的捕捉；即使在有报道说他死于飞机失事时，他仍然可能在与死亡游戏而不伤一根毫毛。“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次戴笠的敌人想逮住或杀死他，而他一次次地捉弄了死亡，结果使他享有刀枪不入的传奇式名声。”尽管戴笠孤僻诡秘，他仍在社会各阶层有广泛的熟人和朋友圈子。其中大多数人对他有用，这些人包括老警卫队的人，也有重要的军官、银行家、海外商人、上海黑帮和四川秘密社会的头子们。《苏报》和《甲寅》周刊的主编章士钊也曾是他的好朋友，在1946年戴笠的葬礼上他曾经也写过赞词。有意思的是，他的一些朋友都是佛教或者天主教的教徒。在天主教徒中，戴笠的朋友包括中国的红衣主教田耕莘，法国在重庆的主教，还有中国天主教牧师于斌。其中他与于斌的关系可能包括业务上的接触。因为正是通过于斌，戴笠才得以在河南陕甘边界区的一个当地的天主教教堂里，开展起在军事委员会西北站控制下的情报收集活动。但是戴笠更大的朋友圈子则超出了简单的宗教或非宗教的划分，尤其是在他取得了名望后。他后来也同足球明星李惠堂，与招待会女王陈云裳，南京《救国日报》的头目龚德柏及京剧演员言慧珠建立了关系。在上海咖啡馆社会的所有成员中，戴笠最臭名昭著的朋友胡蝶

[2]是唐生明，他经常陪同秘密警察逛妓院和赌场。戴笠在上海的浪漫生活也是他面目的一部分，对于这一点唐曾说：“戴笠是个奇怪的人，他简直离不开女人的魅力。”也许这就是唐生明为什么一定让他的妻子徐来把电影明星胡蝶介绍给戴笠的原因。胡蝶后来在太平洋战争中成了这个特务头子的情妇。这些朋友，尤其是那些继梅乐斯将军关于中美合作所的回忆录问世后写出并在台湾出版的各种传记的朋友们，他们对戴笠的形象则有不同的描述。大批歌颂戴笠的书籍涌现出来，包括乔家才、毛钟新、刘培初等写的传记。一生致力于描述现代中国北方的《水浒》类英雄的台湾作家章君谷，在二手材料和对原军统官员采访的基础上编写了一部戴笠的传记，将这位秘密特务的头子描绘成一个“热忱的爱国者”，对领袖怀有“烈火”般的赤胆忠心。戴笠的头脑周密细致，冷酷无情地洞察到任何颠覆行为的蛛丝马迹，而对朋友和下级却待以慷慨宽容。在30年代后期，和戴笠接近的一位同事对章君谷这样形容这位秘密警察头子：戴先生这个人，实在是极理智，而又极富感情的，由于他自小流浪，接触面异于常人的广泛，同时，又因为他勤勉苦学，读了很多的中国古书，所以他能将儒佛侠精神，兼而有之。戴先生的部属，对他无不既敬且畏，即使受过他的处分，人前人后，从不埋怨、怀恨，甚至于直到他死后22年的今天，也依旧对他毫无怨言。戴笠所有的老搭档都强调他们的头目具有极强的记忆力和旺盛的精力。据说，他能够几天几夜不睡觉而一点儿也不显得累。而且即使累了，他也能立刻察觉出一个局势或一个人的动向，然后设法来充分利用局势。所以他手下的人相信，在任何情况下对这位秘密警察头子隐瞒真相都是徒劳，因为他能毫无例外地戳穿骗局。而且，他斩钉截铁的领导作风和雍容大度的气量，一再证明了他的果断、左右局势的能力和才干。国民党将军胡宗南用这样的话概括戴笠的个性：“雨农，这位自负为孙悟空的人，认为天上的月亮都捉得下来，几乎没有过不去的难关。他最大的长处是深谙人情世故，最大的缺点是任性、急躁，不能保守秘密。”尽管对戴如此谨慎地进行描述，人们还是无法将他在国民党拥护者眼里的英雄形象和他在死敌共产党中间的名声对上号（他的许多拥护者甚至认为，如果他没在1946年3月17日坠机事件中死去，中国共产党就不会在内战中取胜）。我们曾在《红岩》里见过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戴笠和军统的军官们是残酷无情的虐待狂的描写。戴笠一死，左翼记者们立刻指控戴暗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领袖这类杰出的政治领导人，强奸和折磨了无数个手无寸铁的妇女，并屠杀了成千上万反对蒋介石野蛮独裁的中国青年。“秘密世界是一个病态的世界，它对那些为自己的真实身份感到疑惑的男女们具有诱惑力，他们只有在秘密的遮盖下才感到安全……这将他们与一个由理性因果关系组成的实际的世界隔离开来，同时也许会使他们以为由于自己了解了他人不知的事情，就有能耐不受常人所受的限制而为所欲为。”每当我们提醒自己这一点时，对戴笠的这些截然相反的描述便无疑会产生怀疑。而秘密世界的特殊性可能正好解释戴笠充满疑云的形象，但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不应当使我们放弃去了解戴笠的义务，因为他起码代表了现代中国意识的某一个具体方面。特别是，在一场中国革命推翻了帝制，而另一场革命即将来临，如果我们把戴将军的政治思想和实践只当做那个时代精神的一个折射，那么这个努力就不应当是个夸夸其谈的任务。那些政治动荡产生了一个由地下社会的残酷实践所导致，且饱受即将来临的震颤的革命想像力刺激的暴力文化。在所有这些历史的曲折中，戴笠只是他那个被扭曲了的时代的一个粗糙反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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