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这是爱新觉罗·载沣，奕譞的第五子次子：爱新觉罗·溥杰写的，感兴趣可以上网查查："我年幼时，常在我祖母的房间里看到一幅悬在木框里的治家格言。我的祖母常爱对我们讲：“这个格官是你们的玛父(满族呼祖父为玛父)自己作的。你们要好好地记着，将来长大了好当你们玛父的好后代。……”我在当时只是似懂非懂地听着，但因在每天的目睹口诵下，我至今还能记得它的全文：

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儿孙祸也大。借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财也少，产也少，后来子孙祸也少。若伺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少胆也小，些微产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过了。

在我父亲的大书房宝翰堂的房屋中央的几上，有一铜制的陈设品，也是我祖父模仿着周代的“欹器”特叫人制造的。上面还有我祖父的题词，只记得是一篇戒骄戒盈的铭词，大意是“月盈则昃”和“满招损，谦受益”的意思。我的祖母常对我们讲：“这是你们的玛父找人定制的。把水放入一半，它便保持平衡不致溢倾。如果把水放满，它便倾倒过来把水全都流掉……”我在当时只觉得像是幻术器具似的好玩，便纠缠祖母把水放入以为试验，感到非常有趣。

我的“嫡”祖母姓叶赫那拉氏，是慈禧的亲妹妹。我祖父和她的感情很不坏。虽然后来也有了三位“侧福晋”，但在家庭关系中总算是美满的。我祖父母的结婚，不用说，是在慈禧的政治拉拢下实现的。

慈禧虽然使自己的妹妹和我的祖父结了婚，但并不以这样的拉拢关系为满足，后来更从内务府“秀女”中，选出一名姓颜札氏的女子，特赐与我的祖父。虽然过了两年之后就得病而死，但我祖父在慈禧和“嫡妻”之间，在“嫡”与“庶”之间，仍是处理得非常圆满。例如在我祖父的诗集中，就有悼颜札氏的诗，题为“钦奉懿旨，颜札氏追封侧福晋，敬纪。”在那首七言律诗中，有“没受殊恩生拜赐，旁妻几见此哀荣”的结句，并注有“自从选赐，历赐簪珥、衣服、银两，并命入宫禁二次，特赐珠钿蟒袍。死赐白檀梵文牌，命殓时挂胸间，并赐玉佩、荷包各一。连日派中使酹奠凡五次。今日发引赴妙高峰，复蒙派太监送往”的注释。从这里可以充分看出慈禧多方的拉拢和我祖父处处感恩戴德的表示。

此外如在花园的长廊亭上挂有“恩波亭”的匾额和在我过去所住的玻璃抱厦内挂有“福禄重重增福禄，恩光辈辈受恩光”的对联等等，都是处处表示自己的安分守己和处处没有忘掉宣传自己的忠诚无他。

在政治方面的应付

在我祖父的诗集中，还有两首告诫光绪的七言律诗，从这里更可看出我祖父在慈禧和光绪之间所下的苦心。题为：

“正月十七日蒙皇太后召见面奏，因皇帝四月二十一日入学读书，仰承慈命照料一切事务。现作诫勉诗二章．拟书横幅届期交入内廷，奉懿旨允许存稿如左。”诗如下：

其一、懔承列圣艰难业，永记东朝复载恩。心似权衡持正直，事如泾谓辨清浑。行成端赖研磨久，志减常因享用尊。见善则从过勿饰，义为人路礼为门。

其二、慎依家法敬临民，上下情联一点真。偕乐始容王在囿，有为应念舜何人。简篇要鉴兴衰迹，舟楫全资内外臣。天命摩常修厥德，隋珠赵壁总浮尘。

这张横幅在我十四五岁陪着我哥哥溥仪在毓庆宫读书时，还看到揭在书桌西墙上。足见在当时这两首诗正合乎慈禧心意，否则在清王朝封建的家规国法上，一个亲王的诗，是不会堂而皇之地高悬在宫殿之中作为皇帝的“座右铭”的。

我祖父自从光绪当了皇帝以后，爵位越荣显自己就越害怕，越害怕就越谦退，越要抓尽所有的机会来表示自己在政治上并没有丝毫的野心。从下记的一首诗中，更可充分看得出来。

“西园新室自额之曰退省斋，诗以记之：

“励志唯崇约，修身务退。己情非力省，物理固周知。爵秩荣叨忝，奢华念易滋。铸颜期寡过，不疚发予私。”

我在祖母处，还看到一个象牙的镇纸，上面刻有我祖父亲笔所写的题词，文为“闲可养心，退思补过”，题款为“退省斋主人”。

我的祖父尽管在政治方面，利用所有机会表示自己的谦退，但在慈禧不能不破格优待的情况下，并不是风平浪静的。王公大臣中自有妒忌他的人，慈禧的心中也是猜疑着他，防范着他。例如光绪八年，因为法帝国主义侵略越南，清朝政府软弱无能，慈禧便借题发挥，把恭亲王奕欣从军机处撵了出去，改用礼亲王世铎等，并使军机处遇到紧急事件，须和我祖父商议办理。这时任庶子的盛昱和锡珍，任御史的赵尔巽等便先后上书，说“醇亲王奕譞不宜参与机务”。当然我的祖父每遇到优遇的旨意，总是要再三固辞，甚至会流涕坚辞，于是慈禧便下了一道意味深长的指示说：“自垂帘以来，揆度时势不能不用亲藩进参机务。谕令奕譞与军机大臣会商事件，本专指军国重事，非概令与闻。”同时，对于我祖父的坚决辞退，也特降“谕旨”明示道：“俟皇帝亲政再降谕旨”。

在光绪十三年时，慈禧命我的祖父会同直隶总督李鸿章巡阅海口，井特派自己的心腹太监李莲英同行。这时有个叫朱一新的御史，因为李莲英居然被派参加巡阅，便奏了一本。大意是借着直隶省发生水灾，请太后反躬修省为理由，更借题发挥提到了李莲英。慈禧看到非常不痛快，便板起面孔令朱一新重新复奏，朱便举出具体的例子，说李鸿章派船迎接我祖父，我祖父谢绝了，可是李莲英却坐上了这只船，因此曾使出迎的文武官吏误认为是醇亲王的船。慈禧到了这个时候，当然不能一意庇护李莲英，不能不作出一付“公事公办”的面孔来，就问我的祖父有无此事。我祖父全面否认了此事，结果是朱一新在“诬奏”的罪名下丢了官职。

这一年慈禧又表示打算在翌年的正月，把政权交给光绪。我祖父遂和王公大臣等联名上奏，请慈禧再训政几年，同时光绪也再三地请求，于是慈禧也就欣然答应了。

当光绪即位之后，我的祖父曾立即递上一个折奏，内言：

“臣侍从大行皇帝十有三年，何图昊天不吊，龙驭上宾。臣前日仰瞻遗容，五内崩裂。……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猝间昏迷罔知所措。致触犯旧有肝疾等症，实属委顿成废。唯有哀恳……矜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

跟着对于世袭罔替的亲王的爵位，也曾再三力辞，但终于未得允许。

光绪十二年三月，又命我的祖父、祖母可以乘用杏黄色轿，也是在固辞之下未得允许，但他们却始终未敢乘用过一次，因此很得到慈椿的赞许。

我的祖父不但在上述各种的日常生活中，把自己寅畏小心的事实经常显示出来给人看，尤其是在政治的全盘透视上，也有极锐敏的嗅觉。例如在光绪嗣位的那年，就曾先发制人地布置好自卫的阵势，秘密地递一本折奏，预先给自己站好了脚步。内容大略是：

“臣见历代继承大统之君推崇本生父母者备载史书。其中有适得至当者焉；宋孝宗不改子偁秀王之封是也。有大乱之道焉：宋英宗之濮议；明世宗之议礼是也。张璁、桂萼之俦无足论矣。忠如韩琦，乃与司马光议论牴牾，其故何欤?盖非常之事出，立论者势必纷沓扰攘。虽乃心王室不无其人，而以此为梯荣之具，迫其主以不得不视为庄论者正复不少。恭维皇清受天之命，列圣相承，十朝一脉，至隆极盛，旷古罕觏。讵穆宗毅皇帝春秋正盛，遽弃臣民，皇太后以宗庙社稷为重，特命皇帝入承大统；复推恩及臣，以亲王世袭罔替渥叨异数。感惧难名，原不须更生过虑。唯思此时垂帘听政，简用贤良，廷议既属执中，邪说自必潜匿。倘将来亲政后，或有草茅新进之徒，趋六年拜相捷径，以危言故事耸动宸聪，不幸稍一夷犹，则朝廷徒滋多事矣。合无仰恳皇太后将臣此折留之宫中，俟皇帝亲政时，宜示廷臣世赏之由及臣寅畏本意。千秋万载，勿再更张。如有以治平、嘉靖之说进者，务目之为奸邪小人，立加屏斥。果蒙慈命严切，皇帝敢不钦遵。是不但微臣名节得以保全，而关乎君子小人消长之机者实为至大且要。……

当然慈禧对于我祖父的这种意见，表示衷心欢迎并且认为是可以放心的了，于是这件折奏就如同上述我祖父诩励光绪的那两首诗一样，藏在宫中留作一朝有事之用。到了光绪十五年(1889年)，果然不出我的祖父所料，有—个想要拍马投机的河道总督吴大澄，便上了一道奏本，请求尊崇醇亲王。慈禧便利用了我祖父预先准备好的“武器”，既用不着顾虑光绪，也甩不着顾虑我的祖父，堂堂正正地用吴大澄作为惩一警百的典型，下谕宜示道：

“皇帝入继文宗显皇帝，寅承大统，醇亲王奕譞谦卑谨慎、翼翼小心，十余年来深宫派办事宜，靡不殚竭心力、恪恭尽职。每遇优加异数，皆再四涕泣恳辞。前赏杏黄轿，至今不敢乘坐。其秉心忠赤，严畏殊常。非徒深宫知之最深，实天下臣民所共谅。自光绪元年正月初八日，醇亲王即有预杜妄论一奏，……请俟亲政时宣示天下，俾千秋万载勿再更张。其披沥之忱，自古纯臣居心，何以过此。……兹当归政伊始，吴大澄果有此奏，用特明白晓谕，并将醇亲王原奏发钞，俾中外臣民咸知我朝隆轨，超越古今；即贤王心事，亦从此可以共白。嗣后阚名希宠之徒，更何所容其觊觎乎！……”

这就是我的祖父在光绪和慈之间，所布置妥当的棋势。不但慈禧对他可以大安其心，就是一般王公大臣之中妒他忌他的人，也都没有可资借口的话柄。

慈禧对于醇亲王一家的操纵得用

慈禧最初利用了恭亲王奕欣和我的祖父杀了肃顺等妨碍太后垂帘听政的王公大臣，随后对于我的祖父除用联姻的办法进行拉拢，使与自己亲妹妹结婚外，更赐以颜札氏以为进一步的笼络。利用光绪幼帝支撑门面更设法延长了“垂帘’的年限。光绪长大之后，虽然一度归还了政柄，旋由于所谓“维新变法”的失败，更使慈禧重又有了听政的机会。但由于内外的压力，不得不废黜了准备替代光绪的“大阿哥”溥×，同时却又不能不拉拢第二代的醇亲王－－我的父亲载沣。后来我父亲和我母亲的结婚，也就是慈禧对第二代醇亲王的继续操纵利用。以下附带谈谈慈禧对我祖父的另一方面－－猜忌妒恨的事铡。

我幼时，我那位刘佳氏祖母，曾拿出一只镶有大珍珠的金簪给我看，并对我讲：“在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八日，你的那位太太，(我家呼祖母为太太，呼母亲为奶奶)故去后，慈禧太后曾到府中来哭吊。因为她的妹妹死了，你的阿玛又袭了王爵，她非常妒恨，事事找碴，处处寻事，把我们都吓坏了。太后怒声吩咐把府中最好的珠宝簪环之类都装到你那位太太的棺里，为的是不给我们留下什么好东西。这个珠簪，就是在那时未被太后发见的唯一物品。等你长大娶了媳妇之后，我就把它交给你的媳妇，好作为王府中的传家之宝。”

我还听我家的一位老长辈讲过：我的祖母刘佳氏，曾因为受到西太后的三个重大的刺激，终于得了间歇性的神经错乱症。

第—个大刺激是在光绪二十三年，为了和我的祖母刘佳氏找别扭，就把我祖母最心爱的 10岁小儿子——我的七叔载涛，硬用太后的命令过继于嘉庆的第五子和硕惠端亲王绵愉的第六子贝勒衔固山贝子奕谟为嗣。”我的祖母因为事出突然，又不敢违抗，只得忍痛从命。不料过继出去之后，奕谟贝子老夫妇因为有了过继儿子，心中高兴异常，就在府中演剧招待亲友以志庆祝。慈禧以后听到此事，就迁怒于奕谟(因为他喜爱我的七叔，又触了西太后的忌)，便又下令将我七叔过继于我祖父的第八弟多罗锺端郡王奕詥为嗣，因此致使奕谟老夫妻先后抑郁而死。

第二个大刺激是在光绪二十七年，慈禧为了政治上的拉拢，就用太后“指婚”的大帽子，硬把她的心腹重臣大学士荣禄的女儿－－我的母亲给了我的父亲。那时我的父亲早已和某家的女儿定了婚，是由我的刘佳氏祖母包办的。这次却因事出朝廷的命令，我的祖母便不得不在良心内疚的心情下和那家退了婚，这对于我的祖母，实是最难过的一件事。

第三个大刺激，则是在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慈禧用青天霹雳的手段，突然把我的大哥接入宫中，旋即继嗣同治，兼桃光绪当了清朝的末代皇帝。因为我的大哥自幼即在我祖母处抚育，忽然又把她所钟爱的长孙夺去，并且我祖母深知光绪晚年的结果，以为溥仪这一入宫，不但等于和我祖母的生离死别，而且更瞻前顾后地害起怕来。于是她从那时起，就得了时发时愈的神经病。

我的母亲也曾对我讲：慈禧由于光绪的缘故，特别是在我嫡祖母叶赫那拉氏故去后，对于醇王府又恨又妒。因为听人说，醇亲王府所以出了皇帝(指光绪)，就是因为醇王府的妙高峰坟茔内有两棵大白果树－－白果树下埋了醇亲王，将“白”、“王”二字合起来，岂不是个“皇”字。慈禧听了就命人把那两棵白果树锯掉。孰知由此更以讹传讹，说在锯树时，从树身中出了很多的蛇。更牵强附会说，光绪二十六年的义和团就是那些蛇精所化。

第二代醇亲王

第二代醇亲王名载沣，字亦云，固爱藏书又自号书癖。我父亲的谦抑退让的作风，好逸畏事的性格，大致和我的祖父相似。不过，我父亲对于接人处事的深谋远虑，却远不及我的祖父。例如我父亲在大书房宝翰堂的旁室鉴意轩中所悬挂的自书对联“有书有富贵，无事小神仙”的意趣中，就可看到我父亲的疏懒自乐的人生观点。还有，我的父亲最爱白居易所作的“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随喜，不开口笑是痴人”的七言绝句，曾写在团扇上借以言志。

我的母亲曾对我说过：“你的老阿玛在辛亥革命后，从宫中回到家来，神情不变地对我说，‘从此就好了，我也可以回家抱孩子了。’我听了大哭了一场，你长大了，可不要像你阿玛那样地没有志气!”

—生概略经历

我父亲是光绪九年(1883年)正月初五日生于北京西城太平湖醇王府内。时我祖母刘佳氏年17岁。

光绪十年十月两岁时，因慈禧五旬正寿，封不入八分辅国公。

光绪十五年7岁晋封奉恳镇国公，是年开始在家垫读书。

光绪十六年8岁，十一月承袭醇亲王爵位。

光绪二十年12岁赏戴三眼花翎。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14岁时嫡母叶赫那拉氏放去。

光绪二十六年18岁命在内廷行走。

光绪二十七年19岁，正月命为阅兵大臣，二月命管理镶红旗觉罗学事务，四月为正蓝旗总族长，五月充专使赴德国道歉，十月回国，任正白旗汉军都统。

光绪二十八年 20岁，八月和我母亲瓜尔佳氏结婚。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派为随扈大臣。

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命管理健锐营事务，九月任正红旗满洲都统，十一月命管理新旧营房事务。是年，长子溥仪生。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八月给予西苑门内骑马之优遇，十一月命穿带嗉貂褂。

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得到在西苑门内乘坐二人肩舆之优遇，任军机大臣。十月光绪故去，长子溥仪入宫承继同治、兼桃光绪为皇帝（宣统），命为监国摄政王入朝理政。

宣统元年27岁，闰二月安徽军队起义被镇压。

宣统二年，以朝廷命令宣布缩短立宪年限，企图缓和革命的压力。

宣统三年八月武昌起义，十二月宣布退归藩邸。

1913年(民国2年)31岁娶邓佳氏。

1921年八月嫡配瓜尔佳氏自杀。

1925年闰四月生母刘佳氏故去。

1928年移居天津英租界“13号路166号”溥仪的别宅内，十一月我的三祖母李佳氏故去。

1934年6月赴东北晤溥仪，在长春住月余。

1938年移居天津日本租界“伏见街15号”。

1939年七月天津水灾，八月回北京住什刹后海醇王府内。

1942年六月邓佳氏故去。

1944年，将王府一部作为学校。

1949年九月将王府售于高工学校，十一月移至本市东四北魏家胡同46号居住。

1950年6月将住宅售与政务院，七月移至东城利溥营十一号。

1951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七日病故。

兄弟姊妹妻妾子女

我父亲有兄四人，均我嫡祖母叶赫那拉氏所生，长兄载瀚两岁夭折。次兄载湉即光绪。三兄生后不久即死。四兄载洸，5岁死。

有弟二人均与我父同母。六弟载洵，光绪十一年四月初七日生。光绪二十八年六月慈禧命承继瑞敏郡王奕志(嘉庆第四子和硕瑞怀亲王绵忻之后)为嗣，降袭贝勒。我父亲任监国摄政王时，授予郡王衔并任海军大臣。辛亥以后在北京天津之间闲居，1949年三月初二日死于天津。

七弟载涛，光绪十三年五月初三日生。光绪二十三年四月慈禧命承继贝勒衔固山贝子奕谟(嘉庆第五子和硕惠端亲王绵愉之后)为嗣。光绪二十八年五月更命转继多罗钟端郡王奕詥(道光第八子)为嗣，降袭贝勒。我父亲任监国摄政王时，授与郡王衔，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后任管理军谘处事务大臣，军谘大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选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代表满族为人民服务。

有妹三人，长妹为大庶祖母颜札氏所生，幼殇。次妹与我父同母，3岁夭逝。三妹为我三庶祖母李佳氏生，死年28岁。

我的母亲姓瓜尔佳氏，名幼兰，是慈禧的心腹重臣荣禄的女儿。她和我父亲的结婚，是在慈禧的包办之下，用“指婚”的大帽子，破坏了我父亲已经订妥的婚约。嗣在光绪二十八年八月结婚。我的母亲的性格和我的父亲不同：她始终不甘心于清朝统治势力的失败。例如她在张勋复辟阴谋失败后，听到无稽的谣言便眉飞色舞，甚至对天磕头祈求张勋的无恙，并一度打算让我和张勋的女儿结婚，由于算命的属相不合才作罢论。她和端康太妃(即珍妃的胞姊瑾妃)相互结托，各使自己的心腹太监和当时的奉系军阀拉拢，结果是财物被骗，拉拢不成。

在我童年时，我母亲即经常拿“恢复祖业”教育我，如痛恨革命党人，咒骂孙中山先生等等。所以在我，七八岁时，每当在我祖母处，看到杂志、书刊上所登载的孙中山和袁世凯的相片必定要用手指把两个眼睛挖去，因此很得到祖母以次的家人的赞扬，说我“有志气”。

有一年，看见父亲的月份牌土，在中华民国的“民”字旁边，加上一个亡字，我就问为什么改为中华“氓”国?我父亲会心地笑了，我也悟到“氓”字的意义，在我母亲自杀之前给我写的遗书里，就有“你长大了，千万不要像你阿玛那样没有志气，要好好地念书，好好地帮助你哥哥，这才不负我生你一场。……”

即我母亲的自杀，也是由于瑾妃的缘故。因为我母亲平日对瑾妃很要好，特别是在企图勾结奉系军阀中尤为志同道合。所以溥仪一和瑾妃闹翻，我母亲就觉得心痛：既认为溥仪不听话，又觉得对瑾妃不起，于是在进退维谷的心情下，吞服鸦片自杀。

我父亲的“次妻”邓佳氏，是在18岁时和我父亲结婚的。因为她平日很老实，我母亲又在“女子不妒便是德”的环境压力下，虽非出情愿但又玉成其事的。

我父亲一共有四个儿子、七个女儿。长子溥仪、次子溥杰，三子溥淇(3岁殇)、四于溥任。长女韫媖(18岁死去)、次女韫和、三女韫颢、四女韫娴、五女韫馨、六女韫娱、七女韫欢。

持家

我父亲不但对政治一贯不感兴趣，对于家事也同样是嫌麻烦、不闻不问，只靠着我的祖母刘佳氏当家，而自己落得清静。

我祖母故去之后，虽然自己不得不亲自操持，但只是依靠府中管事官和自己信任的“当差人”照管一切，自己仍是过着“闭门读书”，自乐其乐的安闲生活。

我父亲虽然对于我母亲的好吃、好穿、好买东西认为是浪费，但自己却在管事官以下的蒙混舞弊下，专靠当卖过着坐食山空的生活。例如有一次我听我父亲给“奉命卖物”的听差打电话吩咐说：“八件不行，你说再添两件，叫他凄个整数得了。”那就是想拿八件狐皮之类的衣服卖1000元，八件不行再叫添卖两件凑成整数的意思。

我父亲对待府中的佣人，也和我母亲不同，因此不论是太监和妈妈，连我们也是一样，都不怕我的父亲而怕我的母亲。有一次我父亲因为天已昏黑，散差太监还不“上窗户”(当时在夜间，每扇玻璃窗，都得用方形雕木的纸窗安在外边，叫作上窗户)，便问一个姓李的散差，为什么今天还不上窗户。那个太监便“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因为今天‘奶奶’(指我母亲)不在家。”当时其他的太监一方面在旁暗笑，一方面替同事担心。我父亲听了虽也生了气，但仅大声说了一句“我还在家哪!可恶，上窗户!”

待人处世

我父亲对于任何人都是淡泊的、敷衍的。对于任何人也是既不肯信任，也不肯拒绝。即使明知被人所利用，只要一见到那个人，便只能甘被利用而无法摆脱。

在1921年左右，有一个叫嵩龄的旧官僚，想从“清室小朝廷”讨一些虚荣上的满足，如“赏紫禁城内骑马”、甚至“黄马褂”之类，便向我父亲纠缠起来。时常来谈，一坐下就不走，还套贵胄学堂的旧关系，呼我父亲为老师。在我母亲办丧事的时候，更是送祭礼、送经、送烧活，纠人办路祭棚，甚至特意把北京市内的名厨师邀到乡间，做出精肴美馔，以备我们送葬中途“打尖”之用。

我父亲是最讨厌他不过的，可是又推辞不过，只是在背后向我们骂他。一见到他的面，便又唯唯诺诺竭力敷衍。有一次他把当时鼎鼎大名的奉系军阀头子张景惠和邹芬等拖到我父亲处，口似悬河地向他们宣传我父亲对于张作霖地方政权如何仰慕与关怀。张等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还以为我父亲在政治上对张作霖有什么联系，便对我父亲说：“我们就要回奉天，王爷如果有什么事，我们可以负责向‘雨帅’(张作霖字雨亭)去说。”

我父亲听了为难半天，只说出一句“替我问张雨帅好”。哪想要拉纤的嵩龄听了，不禁面红耳赤，目瞪口呆；张景惠等也怒目看了嵩龄一眼，立时起身告辞。这位嵩大人，也许是受到了张等的埋怨，或者看穿了我父亲的态度，便从此不再来打扰了。

我父亲最怕应酬交际，来客不论坐谈多久，决不留饭，也从不到别人家去盘桓，即使对于亲戚本家，只是在庆吊大事时照例露一露面，见了面也只限于寒喧几句，随即起身告辞。我的母亲虽然好交际来往，但因午、晚两餐照例须和我父亲同桌，也不好意思留客人同吃。有一次贝勒毓朗的夫人，甚至对我母亲这样要求：“听说您这里的西餐做得很好，您既不留我在这里吃饭，给我送两样尝尝好不好?”于是我母亲只好在苦笑之下把菜送到她家。

对于帝国主义的看法

我少年时，我父亲曾对我发过牢骚：“你看，英国征服了印度，可是印度的王公贵族，至今照样存在。日本灭了高丽，李王一家在日本也继续保持着贵族的爵位。可是咱们，现在一点优待都受不到。……”我听了，很受到一种冲动，认为“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确是一句“名言”。

由于九·一八事变，溥仪卖身投敌，在伪满当上了头子；由于我赴日本读书……这一系列的事实，在我父亲从幼就在帝国主义列强蚕食下过惯生活的民族自卑感中，越发发展起来，认为“唯有依靠帝国主义的势力，才能生存下去”。例如和我第一次结婚的妻子唐怡莹的正面冲突，就是在日本势力的背景下，得到“胜利”的。

在我父亲49岁(1931年)那年冬天，怡莹因为有卢小嘉(浙江的军阀卢永祥之子)等的撑腰，更利用溥仪离开天津到了东北，我父亲也一时无回北京之望的机会，就把我父亲的财物大批用卡车运走。

我父亲接到急报之后，因无法抵御怡莹，就想出了利用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的方法。于是和日本的银行界人原田梁二郎商妥，扬言醇王府早巳抵押于日本商人。原田梁二郎就面见唐怡莹，阻止她继续窃运。那时，只要一有外国人出来，连当时的政府都会被吓得手足无措，所以怡莹也只得中止盗运，离开了醇王府。

我父自从得到这一“胜利”之后，就雇一个日本浪人持原武夫，每日贴补他一元钱，叫他住在府内充当“保镖”。尔后持原既挟醇王府以自重，更勾结日本宪兵，在北京立下了脚步。有人说曾见醇王府挂着日本的国旗，就是那个时代。

1939年，我父亲因为天津遭到水灾，迁回北京醇王府，持原为了邀功，就倚仗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抢夺西城太平湖的旧醇亲王府。该府因为是生光绪之处，我祖父奕譞于光绪十四年已将其缴还清朝政府，所以辛亥革命后，该府即成为民国大学。后因日军侵略华北，该校师生南迁避难，民国大学即无形取销。本来该府早与醇王府无关，持原因挟日寇势力，无理取闹地当作醇王府的私产由我父亲出售，持原也分了肥。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持原始终盘据在醇王府中。

我父亲虽然利用过帝国主义的势力，但是对于伪满却始终没有政治上的联系。在伪满罪恶的14年中，我父亲只在1934年到长春探望过溥仪一次，虽在伪宫内府中住了月余，并未在政治上作任何活动。特别是在1937年，操纵溥仪的日本关东军的大特务头子吉冈安直中将，以我父住在英租界内不易“保护”为理由，纠合我的亲戚、本家等劝他须立即移住日本租界时，我父亲曾大拍桌子表示反对。关于上述两项事例，可以说我父亲尚比我们这样甘心卖身投敌、几以身殉的儿子差胜一筹。"

明代著名戏曲家叶宪祖、在戏曲评论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吕天成等，均出生在余姚；戏曲“四大声腔”，余姚占了一腔，谓“余姚腔”；又有地方戏曲灯班、花鼓戏，有鹦歌戏、姚滩、姚剧，还有越剧、绍剧、京剧、高腔、调腔等外来戏班盛行，尤其是越、绍剧扎根开花。凡此种种，余姚真可谓戏曲之乡。古时姚城戏曲活动频繁，一年之中差不多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可以看到，各种戏曲较集中于三、四、九月。俗语：“锣鼓响、脚底痒”，只要脚头勤，一年到头可看戏。

正月“灯头戏”。据《余姚县志》载：“正月十三至十八为灯节，邑庙演戏，城乡大姓宗祠复设影堂，张灯设供，罗列珍玩，杂奏音乐，游人澈夜”。余姚灯头会起于南宋，主要有两种，一是用大红绸缎绷在木框上，绣上四时名花；二是“玻璃彩灯”，请画师在四角玻璃灯上描出各种戏文人物，张挂于宗祠大门及各室。朱、邵大姓宗祠还请城区四郊的堕民唱班坐唱戏文，有高腔、调腔、绍兴戏，有的请大班子演戏，此曰“灯头戏”。

三月“庙会戏”。“三月十二至二十日，礼拜之会，分为数十社，每社数十百人，鸣金曳帜而唱佛号”。庙会迎巡东岳神，各神庙演戏敬神，曰：“庙会戏”，亦叫“礼拜戏”。迎神赛会中的高抬阁、高跷、报马，都是扮饰戏文人物的活动。

四月“甲戏”。县志载：“四月分南北两城赛神，尽一月而罢”。当时城区分设十八甲，或每甲、或五甲联合，商号、富户出资演戏，要演一个月，曰“甲戏”。四月正值农忙，民谚曰“城里锣鼓敲穿，农民背脊朝天”。

“牛太平戏”。四月二十左右，有人发起在关帝庙做戏谢牛，曰“牛太平戏”。向富巷一带农民兜钱，每头耕牛三角五角不等，作请戏班费用。

“神庙戏”。一般按各庙菩萨生辰日期，或前后演戏。五月十三至十八，叫关帝殿庙会，演戏敬神。有一年，曾有京剧名角“两盏灯”主演《贵妃醉酒》。

“龙戏”。抗旱迎龙王神，演戏谢龙曰“龙戏”或叫“龙王戏”。

中元节演《目莲戏》，也叫“昏戏”。《目莲戏》是一种很古老的戏，余姚流传的是绍兴《目莲戏》，仅是浙东的一个支脉。从七夕开始一直演到十五日为止。主要搬演《目莲救母》。据明刊本《目莲救母》戏文中，还有跳和合、跳钟馗、跳虎、舞鹤、哑背疯、跳八戒、白猿开路等民间歌舞小戏曲。余姚《目莲戏》从天傍黑开始，演到无常骂狗，东方发白，戏演一整夜，内容也是以《目莲救母》为“轴”心，插入科浑杂戏，比如结合傅湘做寿，敷衍“十不许”、“戏中串戏”、“哑背疯”等歌舞科浑节目；围绕刘氏焚庙、插入“叠罗汉”、“耍刀”、“窜刀”等杂耍表演；赵氏寻死，就出女吊；刘氏病亡，就跳无常等等。有一年，南门头做昏戏，演《三上吊》，扮演吊死鬼的演员，跃上快马，飞跑到白山头乱葬坟滩去扮脸，扮好鬼脸飞奔回舞台，后面紧跟十几个手拿铛叉的汉子追赶，这叫“抢脸”。舞台上大开绿灯，判官高举招魂牌，小鬼手执铛叉“啷啷”作响。阴森森毛骨悚然，小孩禁看。

“太平戏”。有时人家失火，要演戏敬火神，俗称“火烧戏”。由绍兴大班或调腔班演《水擒庞德》。又每当夏秋季节，“瘟疫流行”，要演戏请神。均统称为“太平戏”。

八月十八大潮汛，牌轩下快船埠头，演过调腔《五毒鎚》，在河边搭戏台，台的一半在河面上，一半在岸上，这叫“河台”。

九月十二日，南北两城秋赛，迎城隍神。距今约八十年前，郑巷有个叫徐乾麟的，在上海开模范工厂，人称“海派”，出资大修城隍庙，竣工后，请来宁波京班筱毛豹主演全部《狸猫换太子》，曰“开光戏”。每年九月十二庙会，演庙会戏，绍兴大班演过《战荥阳》。

十月廿二日，绪山庙庙会，调腔班演过全部《封神榜》。

“堂戏”。冬至前后，城乡祠庙鼓乐演戏，名曰“堂戏”，亦称“冬至戏”。有一年保庆庙，由调腔班演出《西厢记》。

“愿戏”。民间俗语“穷算命，富烧香”，比如家里人生病，到“五圣殿”（班竹园后面，即第一公墓下去）求神许愿，病愈敬戏一台，曰“愿戏”。

其他还有青苗期间演“青苗戏”、封山、判山等，演“禁山戏”、“判山戏”等等，名目繁多。

古时演出舞台有两种：一是祠庙里的古式戏台；一是临时搭的草台。城隍庙里有座古式戏台，庙宇坐北朝南，从南进大门，就是戏台，台北是天井，两边是宽阔的长廊，廊上面是“看楼”，设妇女专座，天井北面是供奉神像的大殿，台口朝大殿。戏台有两排各四根大圆柱或石柱为骨架（四根在前台，四根在后台），骨架上有横梁，上面是拱形戏台顶，画龙雕凤，极为讲究。戏台三面凌空，观众从三面都可看戏。

余姚城区的演出点，据不完全调查，有以下多处：西石山路、关帝庙（第一山）、接官亭（龙泉寺口）、牌轩下、恩荣祠（机关幼儿园旧址）、虞宦街口、邬家道地、邵家花园、邵氏宗祠、候青门、火车站处、南门头、保庆庙、四庆堂（巍星菜场对面）、石巍桥、徐氏宗祠、白山庙等等。当时郊区有俗语：“火烧城里市（指夜里灯头戏），晒煞石巍桥（演戏天旱）、淹死四庆堂（演戏天多雨）。”

来姚演戏的戏班数绍剧最多，在上述地点经常演出，绍兴大班全盛时期，共有十多个舞台，最有名的是五行舞台，集中各行当名角，以后分为同春、新民、同兴、易风四团。一批名优的拿手戏，成了余姚戏迷的闲谈佳话。如二花脸汪筱奎主演《打太庙》、《打半山》、有名的“三步满台转”；老生吴昌顺的拿手戏《宝莲灯》；老生陆长胜、筱昌顺合演的《渔樵会》、《香罗带》；老生陈鹤皋主演《龙虎斗》、《双贵图》；王桂发主演《罗成叫关》；大倌花旦筱玲珑主演《龙凤锁》；人称廿七老外的胡廿七主演《松鹰图》、《双玉壶》；筱凤彩主演《挂玉带》等。

旧时大戏班演戏，每晚正戏开演前有个“老规矩”。先“闹头场”，闹场前后把绣有“××舞台”的绣花桌围围在“半仙桌”边，并从台里端到台口正中、闹完头场，把半桌放回原处。即放在披有“椅帔”的两把太师椅之间，接着细吹细打“闹二场”。“头场敲来闹，二场敲过调”。老规矩先调“三跳”，“三跳”均戴面具，不唱光舞，一是“跳财神”，大锣大鼓声中，财神端着长方形漆盘，内装一只大金元宝，舞很风趣，大元宝向观众一亮，即藏怀里，舞毕把盘放在半桌上。二是跳“天官赐福”，在小锣小钹声中，“跳白面”的“天官”手执朝笏，稍舞片刻，从宽袍大袖中取出一个绣花绸缎卷轴（宽约尺许，长约二三尺，内绣吉祥词语），用手一抖向观众亮出“国泰民安”，再一抖亮出“风调雨顺”，再一抖“大家发财”等，舞毕，将卷轴压在半桌上的元宝盘下。三是“跳魁星”，用长号配大锣大鼓，魁星手执一支笔和“魁星斗”舞跳，俗称“魁星点状元”。“三跳”时，当地请戏班的“头儿”已在盘中放好“红纸包”，跳毕，班头连盘端入后台，大家均分。然后正戏开始。戏终，有头披红纱而不蒙面的生旦从上下场门出来，向观众拜揖，送观众散场。

以上琐谈难免挂一漏万，并存在错误，望热心人士指正。（严志钧邹松寿）

姚剧，原名“余姚滩簧”，主要流行于浙江余姚、慈溪、上虞、绍兴各县市。1950年后定名为姚剧。

姚剧是在当地民间歌舞曲艺“马灯”、“旱船”、“采茶篮”、“崔冬冬”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在余姚一带，姚剧又被称作“灯戏”、“灯班”。

清乾隆年间，余姚的灯班开始从业余发展到专业，从生旦“对子戏”发展到“四花四旦”的“八勿折”，演出地域也从余姚本地扩大到杭嘉湖地区。民国初年，姚剧已进入上海演出。进入上海后的姚剧受苏滩、申曲、常锡滩簧等兄弟剧种的影响，演出剧目逐渐丰富，表演水平也有所提高。因用余姚地方方言演唱，故时称“余姚滩簧”。

姚剧剧目以反映农村现实生活为主，其题材尤以爱情婚姻为多。其剧目主要有传统小戏《王妈妈》、《卖花线》、《打窗楼》等七十二出，另有现代戏《半夜鸡叫》、《强盗与尼姑》等。

姚剧的表演朴实、风趣，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江南农村特色。特别是在演唱上，念白用余姚方言，通俗淳朴，表演粗犷，唱腔优美淳厚，节奏明快，往往一二句唱词顺口而歌，犹如鸟语，故在绍兴一带姚剧又称为“鹦鹉戏”、“鹦鹉班”。

姚剧的音乐主要有两类：一类为基本调，常用的有“平四”和“紧板”两种。另一类为小调，它们多为当地民歌及江南俗曲。

余姚姚剧团1985年创作演出的姚剧《强盗与尼姑》参加第二届浙江省戏剧节演出，获剧本、导演一等奖，优秀演出奖。1991年10月，为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和鲁迅诞辰110周年，文化部特邀该剧团晋京演出，誉为“小剧团演活了辛亥革命大题材”。在全国打响的《强盗与尼姑》，奠定了姚剧在戏曲史上的重要地位。

1991年，在扬州举行的全国戏曲现代观摩演出中，我省惟一入选剧目——大型现代喜剧《传孙楼》获优秀编剧等5项奖。余姚姚剧团被评为1991年度全国文化工作先进单位。

进入新世纪后，姚剧又排出了像《女儿大了，桃花开了》等新戏，依然充满着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