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关于江西出名的算命先生很多朋友都还不太明白，不过没关系，因为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关于算命看风水是不是封建迷信啊的知识点，相信应该可以解决大家的一些困惑和问题，如果碰巧可以解决您的问题，还望关注下本站哦，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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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最权威的周易风水大师，那可多了去了，没有任何一个周易大师不说自己是最权威的，呵呵，你要是一个一个都算了，这辈子就不用干别的了

我所知道的，全国比较有名的是邵伟华（泰斗），李涵辰（易圣），苏民峰（天师）麦玲玲（天师），胡一鸣（宗师）

还有张大文（老师），公孙虬（大师）

邵伟华80多岁了，平时深居简出，你接触不到，很多测算都是其弟子以他的名义代劳的，所以近几年名声很不好，李涵辰？你找他他都懒得理你，忙着呢，苏民峰，麦玲玲，胡一鸣在港台地区，你很难接触到

就只有后面两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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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陶渊明的生平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友人尊他为陶征士，私谥靖节，世称陶靖节、靖节先生。曾任彭泽县令，因称陶彭泽、陶令。他是东晋最杰出的诗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之一，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他的一生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一)、居家读书时期

这一时期从陶渊明出生到29岁。此间他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居家读书。�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官僚地主家庭。曾祖陶侃以军功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但因早年孤贫，被讥骂为“小人”和“溪狗”(见《晋书·陶侃传》)，又被视为有篡位野心的人。祖父陶茂官至武昌太守。外祖父孟嘉是征西大将军桓温长史，又是东晋名士。父亲陶逸也曾做过官吏，在陶渊明幼年时就去世了。陶渊明对先辈，尤其对曾祖与外祖父是崇敬的。他说：“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近而可得!”(《命子》)这是在赞扬曾祖的功德，并以此教诲孩子。他称颂外祖父是：“行不苟合，言不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饮，愈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他说父亲是：“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命子》)他们对陶渊明思想与人格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由于父亲早逝及战乱等原因，至陶渊明时家道衰落。陶渊明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是在柴桑农村度过的。自称：“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与子俨等疏》)“弱年逢家乏。”(《有会而作》)好友颜延之也说他“少而贫苦，居无仆妾，井臼弗任，黎菽不给”(《陶征士诔》)。他的“穷苦”并不一定如同农民，但家境不十分富裕当属实情。此间他潜心学习经籍。自称：“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与子俨等疏》)“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晋书》本传说他“少怀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陶渊明俨然是个超脱“尘事”、忘乎“世情”的读书郎。

其实，陶渊明并没有完全忘却“尘事”与“世情”，他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曾说：“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其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抚剑”、“行游”的举动正是他欲有所为心态的反映，“猛志”二句正是他胸怀大志的慷慨陈词。其“猛志”所指，即他在《感士不遇赋》中所说的：“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这至少说明三个志向：一是忠君孝亲，二是弘扬信义，三是诚心获显。这三个志向的宗旨是做一个“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的好官。

(二)、时仕时隐时期

这一时期从陶渊明29岁任州祭酒到晋安帝司马德宗义熙元年(405)辞去彭泽县令。此间他共四次出仕，担任过五个官职。

1、任州祭酒——陶渊明第一次出仕

陶渊明为扶济家境的“穷苦”，更为实现“大济于苍生”的“猛志”，29岁时走出书斋，应征为江州祭酒。《宋书》本传称他“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祭酒一职，研究者多认为即别驾祭酒，职位较高，居僚职之上。“不堪吏职”，研究者则多有分歧，一说是陶渊明不屑于事从刺史王凝之这位五斗米道徒(见逯钦立《陶渊明年谱稿》)，一说是陶渊明不堪吏职之繁并非因为王凝之(见袁行霈《陶渊明年谱汇考》)。陶渊明“解归”后，又被召为州主簿，他辞而不就。

2、入桓玄幕——陶渊明第二次出仕

陶渊明辞去州祭酒后不久，即他30岁时，妻子去逝(大约33岁时又娶翟氏)，可谓家门不幸。此时，国事也是雪上加霜。晋孝武帝司马昌明太元二十年(395)，会稽王司马道子专权。武帝擢亲信王恭、殷仲堪等，使居内外要职以防道子。道子亦引王国宝与其从弟王绪为心腹。于是朋党竞起。东晋王朝的权臣桓温之子桓玄，在动荡的时局中势力不断增强。晋安帝隆安二年(398)，30岁的桓玄被诏命为江州刺史，又被推为盟主。隆安四年(400)，桓玄为督荆、司、雍、秦、梁、益、宁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以荆州为中心，拥有全国三分之二的地盘，一时声威大振，许多士人纷纷入其军幕以展大志。陶渊明大约在这前后入桓玄幕任事。

陶渊明具体何年入桓玄幕，入幕后居何职务，由于史料不足，尚难下定论。但他于隆安四年(400)和五年(401)在桓玄幕任事倒有确证，这就是他的三首诗：《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前二首中的“庚子岁”即隆安四年(400)，写陶渊明奉桓玄命出使京都建康，完成使命后，返回桓玄幕，途经浔阳，回家探亲，遭遇逆风，舟不能行，暂住规林的情景。使京的使命，据逯钦立说是为桓玄上疏请讨孙恩(见逯钦立《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这可备一说，不是定评。既是奉命使京，足见陶渊明为桓玄信任。后一首中的"辛丑岁"即隆安五年(401)，写陶渊明因假期已满，从家返回江陵(荆州治所)桓玄幕赴职，夜经涂口时的情景。此年冬，陶渊明的母亲孟氏病逝，他便辞去桓玄幕的差事，结束了前后大约两三年的第二次仕宦生活，守丧居家。

陶渊明入桓玄幕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他本有入仕展志的动机，二是他对桓玄整饬晋室纲纪抱有幻想，三是他的外祖父孟嘉曾为桓玄之父桓温的长史而有世交。如果认为陶渊明入幕是助桓玄篡晋，就会与理相悖，也与史不合。桓玄于安帝元兴二年(403)十二月篡晋即皇帝位时，陶渊明已经离开了两年，他不是算命先生，两年前不可能知道桓玄要篡晋自立。不然的话，陶渊明的第三次出仕也会令人费解。

3、任镇军、建威参军——陶渊明第三次出仕

《宋书》本传、《晋书》本传都说陶渊明“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这样看来，陶渊明任镇军、建威参军是连贯的两件事。

陶渊明有首题为《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诗，写他始任镇军参军一职时，途经曲阿的情景。“镇军参军”即镇军将军的参军。这个镇军将军，据《文选》卷二十六李善注在此诗下引臧荣绪《晋书》曰：“宋武帝行镇军将军。”研究者多从此说。宋武帝即刘裕。元兴三年(404)二月，刘裕率众征伐桓玄；三月，入建康，任镇军将军、徐州刺史，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四月，在浔阳的桑落洲击败桓玄军，进据浔阳，加都督江州诸军事；五月，在峥嵘洲又大败桓玄军。桓玄战败西逃，欲入蜀，途中被杀。(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陶渊明"始作"镇军将军刘裕参军，应在元兴三年(404)四月刘裕击败桓玄军之后。他任此职，最多也不过一年就辞去了。

陶渊明辞去镇军参军后，并没有马上回家，而是又任了建威参军。他有首题为《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写他任建威参军期间奉命出使京都，途经钱溪的情景。“乙巳岁”即安帝义熙元年(405)，“建威参军”即建威将军的参军。这个建威将军，当指刘敬宣。刘敬宣于元兴三年(404)四月迁为建威将军、江州刺史，镇守浔阳；义熙元年(405)三月底辞去此职改任宣城内史。随着刘敬宣的离去，陶渊明也辞去了任期很短暂的建威参军一职，返回乡里。�

4、任彭泽县令——陶渊明第四次出仕

陶渊明最后一次出仕是义熙元年(405)八月，任彭泽县令。他在《归去来兮辞》序中说明了出任此职的情况。他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于是在“亲故”的劝说和时任太常卿的“家叔”陶夔的引荐下，出任了此职。到任后，他深感“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又逢“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于是“自免去职”。就这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的陶渊明于“乙巳岁十一月”辞去彭泽县令，结束了他一生中的仕宦生涯，返家归田了。陶渊明此次去职的原因，《宋书》本传载为：“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亦见萧统《陶渊明传》、《晋书》本传)对此，有人认为是传闻，但不妨备为一说。

(三)、归隐田园时期

这一时期从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到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四年(427)去逝。此间他曾于义熙末被征著作佐郎而不就，生活的主要内容是闲居、种田、读书和创作。

对陶渊明来说，归隐田园是快心的事，但他归田后的第三年(408)，“草屋八九间”被突如其来的大火烧了个精光，不得不暂居到船上：“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火灾后一年，由柴桑移居南村，生活逐渐困难，以至后来常得友人接济。陶渊明"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必尽，期在必醉"(《晋书》本传)。《宋书》本传载：“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浔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陶渊明临终前的一段时间里，生活贫困已极，甚至乞食。他在《乞食》诗中说：“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江州刺史檀道济前来拜访，见他“偃卧瘠馁有日”，就劝他出仕，并馈以粱肉，被他“麾而去之”(见萧统《陶渊明传》)。大约他预感到将不久于人世，写了一生中的最后诗篇《挽歌诗》三首，以及绝笔《自祭文》，于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十一月，卒于故里。

二、陶渊明的思想

陶渊明的思想，历来都是研究者极为关注的论题，出现了所谓主儒家说、主道家说、主玄家说、主老子说、主庄子说、主儒释道合一说的分歧与考辨。陈寅恪称陶渊明“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是有卓识的。这里主要从两方面加以说明。

(一)、陶渊明坚守“固穷”的思想�

“固穷”即穷而不移。“穷”不是“贫”，是走投无路，当然一个人“贫”了往往也就“穷”了，反之亦然，所以二者又是密切关联的。"固"即安守不移，指不失气节和人格。“固穷”是一种人生境界，也是一个道德准则。此词源出《论语·卫灵公》：“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本属儒家思想范畴。

陶渊明在诗文中写到“固穷”的有六处：“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癸卯岁十二月中与从弟敬远》)“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饮酒》其二)“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饮酒》其十六)“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咏贫士》其七)“宁固穷以寄意，不委曲而累己。”(《感士不遇赋》)“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有会而作》)可见，坚守“固穷”，在陶渊明人生观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对古代能坚守"固穷"的人极为推崇。如《咏贫士》中的阮公、荣叟、黔娄、袁安、张仲尉、黄子廉六位贫士，《扇上画赞》中的八位隐士，《饮酒》中的伯夷与叔齐、颜回与荣启期，《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的长沮与桀溺，《赠羊长史》中的商山四皓等，都是他崇拜的对象。在陶渊明看来，他们是不求功名利禄、洁身自好、安贫乐道的高土，也是他效法的榜样，正如他在《咏贫士》其二中所说：“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所以，“固穷”已成为陶渊明精神的寄托和支柱，是其为人处世的原则和标准。

“固穷”有个坚固的思想基石，这就是“道”，即儒家倡导的品德和节操。在陶渊明诗文中，曾多次出现"道"字，其义也因上下文表义的不同而有差别，其中不少就属于儒家思想的范畴。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的“道”，指常理；“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饮酒》其三)的“道”，指做人的道理；“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与“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感士不遇赋》)的"道"，指治世之道；“总角闻道，白首无成”(《荣木》序)与“匪道曷依，匪善奚敦”(同上)的“道”，指儒家学说；“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饮酒》其十一)与“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其五)的“道”，指安贫乐道之道。所以，陶渊明坚守“固穷”又不是一味地追求“固穷”，而是以此保持纯洁的品德和节操，不因为求取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特别崇敬孔子，熟谙儒家学说，诗文中引用儒家经典的地方很多，仅《论语》就有37处(见《朱自清古典文学论集·陶诗的深度》)。如“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中的"忧道"句即是《论语·卫灵公》中孔子的原话。他又化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正》)为“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其四)，化孔子“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为“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因此说，陶渊明的“固穷”是以儒家所倡导的个人品德和节操为思想基石的。梁启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曾说陶渊明是“儒家出身”，“一生得力处都在儒学”。坚守“固穷”就是表现之一。

其实，陶渊明坚守"固穷"很不容易，内心的斗争很激烈。他虽然“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五柳先生传》)，但是并没有完全放弃功名与富贵。对此，他也不隐讳。如他说：“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咏贫士》其三)“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同上其五)如果说陶渊明一生的家庭生活是“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有会而作》)，那么他一生的政治理想则为：少年时是“猛志逸四海”(《杂诗》其五)，中年时是“有志不获骋”(同上其二)，老年时是“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其十)。这说明，陶渊明有儒家的入世精神，如果有机会，他是不会死守“固穷”的。他的四次出仕主要是为了“大济于苍生”，但也有相当大的扶济自己“穷苦”、“家贫”的因素，如他在《饮酒》其十九中说：“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在《归去来兮辞》序中也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但他毕竟又是个“苟得非所钦”的人，曾自称“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咏贫士》其四)。在政治腐败、门阀严格、官场黑暗、猛志难展的情况下，陶渊明对“饥冻虽切，违己交病”的体味是极其深刻的。他常常是怀着“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的忐忑不安的心态出仕，怀着"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同上)与“驷马无贳患，贫贱有交娱”(《赠羊长史》)的恬淡平静的心态归隐。可以说，陶渊明的一生是“贫富常交战”的一生，也是“竟抱固穷节”与“猛志固常在”相交汇的一生。

(二)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

“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的精髓。如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庄子说：“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庄子·应帝王》)在这里，“自然”即自然而然、自自然然，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天然，指万事万物没有人为因素的状态。

在陶渊明诗文中，“自然”一词出现四次，其义也随文而异。一在《归园田居》其一：“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个“自然”指自由无拘，与“樊笼”相对。二在《归去来兮辞》序：“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这个“自然”指天然如此，是一种自在的状态，是“质性”的具体表现，与“矫厉”相对。三在《形影神》序：“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这个“自然”指消除人生弊病的手段。“形”苦于人生短暂而想饮酒行乐，“影”苦于善名难立而求立善遗爱。“神”认为饮酒反让人短寿，立善没有人称誉，人总是要死的，应顺应自然，用不着自己多考虑。“形”的主张反映了陶渊明无可奈何的情绪，“影”的主张反映了陶渊明对当时社会善恶不分的认识，“神”的主张才是陶渊明的正面意见。四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这个“自然”犹如“天籁”，指一种审美标准。陶渊明认为“自然”的就是美的。由此看来，陶渊明的自然观与老庄的自然观不是没有关系。他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在诗文中有70篇用了《老子》、《庄子》的典故，共77处之多(见日本学者大矢根文次郎《陶渊明研究》)。朱熹所谓“渊明所说者庄老，然辞去简古”(《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也不是没有道理。�

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表现在诸多方面，这里主要谈三点：

其一，表现在道德修养上的“抱朴含真”。

“抱朴含真”即抱守自然的本性，不为外物所诱惑。《老子》十九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庄子·渔父》：“真者，精诚之至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王弼在《老子》二十八章注道：“朴，真也。”所以，“抱朴含真”重在表示一种素朴纯真的人性与心态，即至情至性的道德修养。这是陶渊明道德修养的准则，又是其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他说：“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智巧既萌，资待靡因。”(《劝农》)“夫履信思顺，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感士不遇赋》序)从此不难看出，陶渊明对“抱朴含真”、“抱朴守静”这一本色自然的道德修养的倾慕与追求。正因为如此，陶渊明对“真”、“养真”的重视便非同一般。它们在其诗文中也多次出现。如：“真想初在襟，谁谓行迹拘。”(《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酌》)“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所以，陶渊明始终能保持一种独立自由的心态和精神，即使入仕后也能不受拘束，甚至以舍弃官禄来守住这个“真想”。陶渊明讲“真”也讲“伪”。他说：“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感士不遇赋》序)这个“伪”与“真”、“朴”或说“自然”是相对的，也是陶渊明所不愿看到的。

其二，表现在生活道路上的“归园田居”。�

“朴”与“真”不仅要“抱”和“含”，而且要“养”，这就需要环境和条件。这环境和条件之于陶渊明，就是“衡茅下”，即远离污浊的官场与繁杂的尘世而“归园田居”。据日本学者堀江忠道《陶渊明诗文综合索引》统计，"归"字在陶渊明诗文中出现高达55处。除表达返归自然、归于空无之义外，有不少就是表达归居田园之义的。如“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归园田居》其三)“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归去来兮辞》)“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饮酒》其十九)陶渊明在诗文中写到田园生活、田园风光的地方更多(详见后)。在他笔下，田园几乎就是自由自在、质朴纯真的所在，是与官场、尘世相对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归园田居”就是归自然居。所以，当他退出官场而“归园田居”时，有一种“复得返自然”的轻松愉悦、如释重负的解脱之感。�

其三，表现在生死观念上的“纵浪大化”。�

陶渊明诗文中高频率出现的还有个可与“自然”通释的“化”字。它有时单独使用，有时与“大”、“万”、“乘”、“腾”、“凭”等结合使用，又总是与人的生死紧密相联。如：“目送回舟远，情随万化移。”(《于王抚军座送客》)“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己酉岁九月九日》)“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这是讲万物都处于变化之中，新陈代谢总是相因“寻绎”与“化迁”的，人的感情与生命历程也随之推移。“翳然乘化去，终天不复形。”(《悲从弟仲德》)“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形影神》)“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这是讲人的生命必将“乘化”而去，“我无腾化术”，死亡是“不复疑”的。可见，“化”是一种非人力能抗拒的规律。那么，人之于“化”又该如何呢?陶渊明说：“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五月旦作和戴主簿》)“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读山海经》其十)“余今斯化，可以无恨。”(《自祭文》)这是讲人有生有死，从生到死也是“化”，同样是一种非人力能抗拒的规律，所以有生之年当“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死亡降临之时当“无虑”、“不复悔”、“无恨”。在陶渊明看来，人“同物”一样都接受了“大块”之“气”的抚育(见《感士不遇赋》)，也“同物”一样而“化去”。因此他说：“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挽歌诗》其一)“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同上其三)“同山阿”也是“同物”。由此可知，陶渊明既以“自然”的心态面对生死，又以“自然”来解释生死。�

陶渊明除将儒道两家思想融为一体之外，还有某些佛教思想因素。他与东林寺的慧远关系密切，在其诗文中偶尔也有类似佛教的词语，如“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中的“空无”。他对人生的参悟与佛教有暗合之处，但他从现实人生中寻求乐趣，而不真的相信来世，他的《形影神》就是反对慧远的报应说和形尽神不灭说的。所以，他又不是一个佛教徒。再者，陶渊明又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他追求一种人格美，将人生艺术化。《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等作品就是这种人格美的写照，不为五斗米折腰、抚弄无弦琴、以葛巾漉酒等趣闻(见《宋书》本传、萧统《陶渊明传》)，就是这种人格美的表现。

三、陶渊明诗歌的思想内容

陶渊明的文学创作以诗歌的成就最突出，他历来是以诗人的身份被载入文学史的。他现存诗近130首，具有丰富的内容。

(一)、悲叹为官行役的劳苦，表达静念园林的思绪

陶渊明抱着“大济于苍生”和“口腹自役”的情志而“投耒去学仕”(《饮酒》其十九)，但官场黑暗，他又“志意多所耻”(同上)，“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不肯屈己奉人，因此，虽几经进退而终无建树。他为官行役没有欢欣，反感劳苦，总是身在行役而静念园林。这种一心处两端的境况，在他宦游期间所写的行役诗中得以充分表露。如《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二说：“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他是边做官边后悔：“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二)“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甚至赴任途中也是如此，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他说：

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陶渊明是为仕不能静心，归居又不甘心，心与形的对立，使他内心非常痛苦，也很无耐。这种对立与无耐，正显示了陶渊明不愿同流合污的高风亮节。他在《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中写道：

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田园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

有了这样的德操与心态，为官行役的劳苦，便可想而知。悲叹行役的劳苦是陶渊明之前行役诗共有的内容，而将为官行役之苦与静念园林之情合为一体，则是陶渊明行役诗所特有的。

(二)、描绘田园风光的恬美，抒写闲适自得的心境

在仕与隐的矛盾斗争中，陶渊明最终选择了隐，由对园林的静念化为了皈依的现实，心与形得到统一。描绘恬美静穆的田园风光，抒写闲适自得的愉悦心境，成为陶渊明田园诗的基本内容。他视田园为人生安身立命之所，是与黑暗现实、混浊官场对立的理想境界。如《归园田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应作十三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首诗写诗人归田的原因和重返田园的愉快生活。诗人称官场为“俗”，称官场中逢迎应酬、钻营取巧为“适俗韵”，以“尘网”、“樊笼”喻肮脏无聊、束缚人性的官场，以“羁鸟”、“池鱼”喻误入官场的自己，可见诗人对官场的憎恶。归隐田园，正如笼中之鸟飞回山林，池中之鱼重返水潭，让诗人感到无比自由和愉悦。十余亩田地足以养生，八九间草屋足以托身。远处的村落与饮烟，近处的狗吠与鸡鸣，充满生机而又恬美静穆。人的本性在这至真至淳的境界中得到恢复。又如《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这首诗写心远世俗、欣赏自然的兴致和领悟。诗人归隐后闲适自得的心境，于采菊、见山、视夕、观鸟之间表露无遗。“采菊”二句历来为人击节赞赏。苏轼说：“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东坡题跋》)王国维说此为“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人间词话》)。在这“境与意会”、“无我之境”中，诗人领悟了人生真正的意趣。所以能够如此，皆因“心远”尘俗。又如：“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这是写早春迷人气氛的。“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飚开我襟。”(《和郭主簿》其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读山海经》其一)这是写夏季优美景致的。诗人就是在这种令人陶醉的田园风光中，品味着“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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