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1、生理期禁止算命。女性每个月都会来大姨妈，这期间阴气特别重，千万不能去算命。阴气太重的话，算命结果不准，因为干扰因素太多。其次会对女性本身，带来很多不好的东西。比方说，会对健康运势，造成负面影响。身体变得更加较弱，稍微受到外界的一些影响，就会头疼脑热、发烧感冒。而且生理期算过命的话，这段时间，发生意外事件的可能性非常大。尤其是交通意外，很有可能出现流血事件，千万不能大意。

2、打胎和流产期间不能算命。不管是打胎，还是流产，对于女性来说，运势都会受到致命的打击，即使去算命，也不准确。而且由于小生命的消失，本身就是相当糟糕的事情，如果这段时间，还非要去算命的话，简直是自讨苦吃。甚至还会触犯很多禁忌，让接下来的人生，各种不顺心。尤其是对于今后生宝宝来说，影响非常大，有些人还会出现很难再次怀孕的情况。所以对于女性来说，打胎和流产之后，要在家安心静养，不要到处乱跑，更不要想着去算命了。

3、不能算寿命。寿命这件事，本身就属于天机，天机不可泄露，如果非要逆天而行，知道自己的寿命，很可能会让寿命变短。所以与其挖空心思去算寿命的话，还不如专心保养身体，平时注意饮食，加强锻炼，早睡早起，这样即使不去算寿命，也能延年益寿。不过其实对于道行比较深的算命人士来说，即使专门找他们去算寿命，人家也是会拒绝的，并且会讲明利害关系。

4、算命最好一个人去。女性朋友，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喜欢拉上小姐妹一起，比如说，一起逛街，一起做美容等等。但是算命这件事，本身就有些玄妙，最好一个人去。算命的时候，要保持精神高度集中，这样结果才会更加精准。而且算出来的东西，都是个人的重大机密，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都不建议透露，更不能到处乱说，这样后果都是比较严重的。

任何人在生命的某一阶段，都会有残疾的时候。有些人，只是提前了，而另一些人到年老时，因为病痛腿脚不灵便了，或者眼睛失明了。如果有更多的人来关注残疾人，是在为整个社会、为自己储备关怀的能量。

“现在是字幕，银幕看上去像有一片浑浊的水，演职人员的名字像血迹一样流下来。”

“镜头里是高高的楼和城铁车站，男主人公蒋中天和自己的女朋友文馨在一起，文馨长得很漂亮，瓜子脸，大眼睛，齐刘海。”

1月24日，阴天，北京星美影院正在放映电影《门》。电影讲述人大伟的嗓音低沉而富有磁性，声情并茂地描绘着影片画面。台下观众的眼睛都被蒙上了一条蓝丝巾，这些特殊的观众大部分是盲人和志愿者。大伟的讲解成为大家“看懂”电影必不可少的信息。

一个健全人，绝不会主动选择闭上眼睛听电影，偶尔尝试似乎是一种新奇的体验，而双目失明的人如果要“看”电影，却只能用这种方式。《门》的导演李少红摘下蓝丝巾后说的第一句话是：“又能看见了，太好啦。”

在海外，电视台或电影院都会定期播放无障碍影视作品供特殊人群享受。但在中国大陆，绝大多数人还不了解盲聋哑等特殊人群这方面的娱乐需要。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是北京一家专门帮助残疾人的公益组织。从2005年7月开始，创办人郑晓洁和大伟夫妇坚持用一种极为特殊的方式帮助盲人朋友——讲电影。

大伟说：“我们平时都是用电视播放电影光碟，我在旁边讲解给他们听，条件极为简陋，所以特别希望能够真正和他们一起走进电影院，欣赏电影。”

一间平房里一台电视一部影片

沿着北京旧鼓楼大街往西走，经过三元牛奶公司，拐过一栋仿古建筑，就是鼓楼西大街79号院。四合院靠里的一座灰砖平房十分简陋，毫不惹人注意，但在杨林山等一些盲人心里，这里像一块磁石般吸引着他们。

每周六上午9点，来自城区郊县的盲人们早早汇聚于此，免费欣赏一部由大伟讲解的电影。条件自然很简陋，只能容纳30多人的小平房里，仅有一台电视，一部影碟机，外加一个扩音器。一年多以来，这里已经放过五六十部影片。

讲电影的人是个关键，大家对大伟的讲解水平赞不绝口。“他说得特别好，声音好听，他说春天嫩绿的小草，我们仿佛就能闻到草的味道。”

“下雨那次，我们一共才去了4个人，等到10点钟，也没有人再来。最后他给我们4个人讲了一场电影，也像平时讲得一样，照样绘声绘色的。我们就好像心里长了眼睛。”杨林山说。

这间小平房有个好听的名字——“心目影院”，但在盲人心中，这里就是他们的快乐天堂，“天堂影院”，因为天堂里没有盲人。

“其实，凡是我们健全人想要享受生命的方式，盲人想要的都一样。一个朋友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十多年前，他在电影院看电影，盲人朋友也到那儿看电影，而且跟他们工会要票，一定要坐到中间的位置。这是渴望平等的心态。”郑晓洁说。

2003年7月，她注册了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致力于社区残疾人综合能力发展。很多年前，当她还在航天部工作时，参加了北京大学的自学考试，班上有一位和她要好的残疾人朋友，双腿小儿麻痹，每次上楼的时候都要用两只手爬着上楼。“最后我用8年时间修完了心理学大专的专业，那个残疾朋友给了我重要的支撑，没有她，可能我早就放弃了，所以我潜意识里总想回报像她那样的人。”

起初，大伟只是答应帮妻子半年忙，结果投入进去后就无法再抽身，还把本来做得不错的生意也放弃了。这几年，他们不断地投入自己的积蓄，倾其所有，兄弟姊妹觉得他们的生活质量下降太多，日子太苦，身边的朋友都觉得这两口子疯了，有些亲戚朋友甚至一方面觉得成天和残疾人打交道会带来晦气，一方面怕和自己借钱，对他俩避而远之。

“红丹丹”做过残疾人的电视节目，广播节目，给盲人做法律培训，尝试培养盲人广播员人才，大伟和郑晓洁也越来越了解这个群体。有次一位盲人朋友到他们家去玩，正赶上大伟要用家庭影院看《终结者》，他邀请这位朋友和他一起看，并试图通过讲解弥补对方视觉信息的缺失。影片结束后，谁也没想到，这位盲人把大伟抱起来转圈，激动得大喊：“我看懂啦，第一次这么享受，太精彩了。”这件事情给大伟夫妇很大震撼，随后他们做了很多社会调查，问了好多盲人，没有一个说不喜欢有人给他讲电影的，而且特别渴望。

假如给我三天黑暗

给盲人讲电影，如果也算是一门专业职业的话，大伟可能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坚持做这件事的人。熟悉他嗓音的人，每周晚10点10分能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心目影院》节目里听到他讲电影。

这个节目从2006年5月开播，是专门为盲人讲电影的节目。第一次与听众接触，大伟讲的竟是著名的舞蹈《千手观音》。这是需要一定功力的，并非几日练成，所以有人称他为“专业志愿者”。

鼓楼西大街79号院那间小平房里播放的第一部影片是《可可西里》。杨林山至今还记得里面的画面：沙漠里，保护藏羚羊的车队被困住了。虽然并不能确切说出藏羚羊的样子，可他因此明白了保护环境的道理。“大伟明白我们需要什么。”

为了体验盲人的感觉，与妻子散步时，大伟闭上了眼睛，信任地由妻子领着他走。那是平时他俩天天散步捻熟的路线，大约有公共汽车4站地远。可是失去视觉信息的大伟越走越疑问，想知道周围的一切，心里很慌张。当他再回到他的感觉去讲电影时，讲的内容和盲人的理解度就越来越提高了。

“红丹丹”还组织过一次“假如给我三天黑暗”的活动：30名志愿者戴上黑色眼罩，结果到了第一天中午就只剩下两位女孩坚持着。其中一名女大学生摘下眼罩后竟然哭了，她挥着手大喊：“天啊，我终于重见光明了！”

“这才半天，可许多盲人一辈子要面对这种黑暗啊！”大伟悲叹道。

对于普通人来说，了解和感触世界，百分之八十的信息是通过视觉来获取。对于失去视觉的盲人而言，他们通过触觉和听觉来感触到的世界只有百分之二十。中国大陆有1000多万盲人，也就是说在1000个人当中，几乎有8个左右就是盲人。

为了不遗漏画面的每个信息，每讲一部电影前，大伟都要看两三遍，并用纸笔做详细的记录。“电影的镜头语言有的时候太概括了，而且速度非常快，你要是对它的下一个镜头不了解，就无法去衔接故事里的很多内容。”

“形容人物的高矮胖瘦性别之外，一定要记清人物角色的名字，不同的角色甚至要用不同的语气声音区别，这对盲人理解内容非常重要。”

“讲述的时候尽量不要在对白的时候讲，如果现场音响效果能够分开的时候你可以尽量多说，因为声音不重叠，要是在一起的时候就要注意叠加声音。”

大伟将这些总结出来的“电影经”传授给慕名来“心目影院”做志愿者的人，他们中有公司白领、律师、大学生和公众人物。

不过，有一个特色却是别人很难模仿的，就是大伟讲电影的结束语。这是他每次都必须精心准备的功课，在反复播放的片尾曲中写下自己对电影的理解。这些经过他自己消化的句子能帮助盲人真正“看懂”电影更深的含义。很多人已经习惯，一部电影看下来，要听完最后的结束语，心里才觉得过瘾、满意。

《东京审判》是迄今为止大伟“电影讲述史”中自己最满意的一部，尤其是最后的结束语讲完后，现场的气氛寂静严肃，少了平日的轻松。有位盲人说：“哭也哭不出来，觉得胸口堵的难受，但是又很激动、振奋。”大伟说：“这就是对民族和祖国的爱。”

平时在家看电视时，他的嘴也不闲着，跟着电视画面，练习边看边说。郑晓洁通常不看画面，一边听他说，一边提出疑问和建议，比如说“一个梳着奇怪发型的女人出场了”，就不如形容“一个梳着面包形状发型的女人出场了”。“他这人本身语言组织能力就比较强，吵架我从来吵不过他。再加上这么练，我更吵不过了。”郑晓洁哈哈一乐。

“其实，电影讲得好坏关键就一点：平等对待盲人。”这是大伟最重要的“心经”。

每个人都能做天使艾米丽

录制电台“心目影院”节目时，大伟还会带着盲人徒弟编播节目——这是“红丹丹”的另一个项目。从2004年起，他和妻子已经培训了几名盲孩子，基本掌握了广播节目的编播，还有人拿到了普通话二级甲等证书。

这些盲人孩子住在“红丹丹”的宿舍，生活开支和学费等一切费用都由他们夫妇资助，数目不菲。“目前我们能力有限，只能帮助个别的孩子，但是我们想让更多盲孩子看到希望，盲人并非只能去做按摩或者当算命先生糊口。”

郑晓洁坦言，自己对儿子的照顾常常都没有对这些孩子周全。好在儿子对父母非常理解，现在也是“红丹丹”的一名志愿者，经常给父母出主意，提意见。

这是很有趣的一家人，一种自由的宗教情怀在这个家流淌。父母是虔诚的佛教徒，而儿子却对基督教感兴趣。有记者问他怎么看待父母所做的公益事业，小伙子呵呵一笑，说：“没什么，我觉得他们只是给在沙漠中行走的人送了一杯水。”

以前由于生意应酬，大伟和郑晓洁一到晚上就去高级餐厅吃饭，喝茶，打保龄，玩台球。开创“红丹丹”后，他们基本是入不敷出了，物质生活上今非昔比，偶尔去胡同里的小馆子吃顿饭，也很满足。郑晓洁却高呼：“现在可是我们全家这么多年来，最快乐的日子啊。每天3个人一起上班下班，真的很幸福。”

2006年10月14日，“红丹丹”组织了50名盲人朋友去摸长城。在很多参与者看来，这个活动让他们心中的世界变大了。“长城的砖原来是这个样子，比我家的砖大好多呢。”“老听说慕田峪长城什么样，我以为就是山坡什么的，来了以后觉得真伟大。”“我感到很幸福。我感觉到我也不是残疾人了。”一次触摸长城的活动，竟然会给盲人朋友带来如此大的喜悦，甚至改变了他们对自己的看法。

郑晓洁和大伟还有很多梦想，他们希望将讲的电影做成有声读物，让更多盲人能“看”到电影。希望培养的盲人主持人能参加2008年残奥会的采访和节目播制工作。他们还设想建立一个中国残障人的主题公园。把世界上所有的著名的建筑都做成模型，然后让盲人去触摸，甚至于把地铁、天空和地下都做成一种模型，让他能够知道天空是什么样，道路是什么样，桥梁是什么样，地铁洞是什么样，火车在里面怎么穿行的。

资深谈话节目主持人苏京平是《心目影院》广播节目主持，他有一种观点，认为任何人在生命的某一阶段，都会有残疾的时候。有些人，只是提前了，而另一些人到年老时，因为病痛腿脚不灵便了，或者眼睛失明了。如果有更多的人来关注残疾人，是在为整个社会、为自己储备关怀的能量。

那么，作为一个普通人，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盲人是最好也最容易做到的？郑晓洁经常询问身边的朋友，你知道怎样引领盲人吗？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小方法，就是你站在他前面，把你的胳膊，左边或右边的胳膊给他，作为一个支点，他扶着你的胳膊，就像情人一样，挎着你的胳膊，你带他走一段路，引领他过马路。

大伟十分喜爱的一部电影《天使艾米丽》中，有一位盲人在路边犹豫，不知该如何过马路，这时艾米丽走过去，搀着他说：“我来扶你，迈下来，我们走了。迎面是鼓号队指挥的遗孀，丈夫死后她一直穿丈夫的制服，迈上来。上面招牌的马头少了个耳朵。花店老板老是这么笑眯眯的，眼角的皱纹都下不去了。”

“好闻吗？水果店的老板正在给客人切甜瓜。有人正在买水蜜桃冰激凌。我们刚走过了肉店，火腿卖79法郎，排骨卖49法郎。现在是奶酪店，酸味的12.9法郎，淡味的23.5法郎。真好玩，一个小孩在看狗，小狗在看鸡肉。到了，这里是地铁站旁边的报刊亭，你应该很熟悉了，我们在这里分手了。好，再见。”

几分钟的路程，她把她所有见到的东西，全部复述给身边的盲人。这个盲人站在那，仰望着天空，他说上帝啊，你派来的天使我见到了。

“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天的盲人来讲，我们每一个健全人都能做这个天使，每一个人都能做这个艾米丽。”大伟说。来源：《凤凰周刊》

《日落之前》(Before Sunset)

九年前，一对陌生的男女在火车上不期而遇，他，杰西，是来欧洲旅行的美国游客；她，塞琳恩，则是一位漂亮的法国女学生，他们素不相识却令彼此怦然心动，两个年轻人在维也纳共度了一个美好的夜晚，但在日出之前，处于种种的不得已，他们不得不和对方告别，两人相约，一定要在维也纳重逢……

时光荏苒，九年之后，杰西和塞琳恩才再一次相遇，只是这次相遇的地点是在巴黎。如今的他已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作家，她则是法国某环境保护组织的成员。他们相遇的地点正是杰西为自己新书作促销的书店，而在这本书中，杰西娓娓道来的正是九年前他与塞琳恩所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那段回忆虽然短暂，却如同烟火般绚烂无比，然而这次，他们依然是只有一个下午的时间互诉衷肠，因为杰西不得不赶乘飞机回到他美国的妻儿身边，于是两个人的身影徜徉在午后的巴黎街头，谁又能知道，命运将为他们在日落之前做出一个怎样的决定？

或者

《日出之前》(Before Sunrise)

美国男青年杰西在从布达佩斯向西开行的列车上巧遇法国女学生塞利纳。杰西本该在维也纳下车，然后搭机返美，但他现在邀请塞利纳与他一同下车，一边游览这座城市一边继续交谈。在一座桥上，偶遇的陌生人邀请他们去看戏；后来又有一位游吟诗人向他们献诗并讨了赏钱；在露天咖啡厅，算命的老太太给塞利纳看了手相；两人到酒吧时已付不出酒钱，但杰西说服侍者给了他们一瓶酒，他们把酒问月，畅饮一番...天快亮时，他们伴着远处传来的古钢琴曲双双起舞。约定半年后还在这里见面后，杰西乘车去机场，塞利纳独自再上火车，很快入梦。本片在1995年柏林电影节上获最佳导演奖。